丁俊晖

　　在多哈亚运的中国军团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平日里他们没有国家队服和补贴，参加国际大赛要靠自己筹集经费。只有在某些大赛来临之际，他们才会穿上印有五星红旗和CHINA字样的队服临时作为中国队队员参赛。

　　如果说在举国体制下，在体工大队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专业运动员是“公务员”的话；那这群特殊的运动员，就是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个体户”。

　　“个体户”运动员和传统的举国体制培养出的专业运动员大不一样。因此他们和自己的新队友、新教练、新领导往往并不熟悉，之间沟通也很容易出现问题。像田鹏飞和周萌萌之间出现的“打人风波”，恐怕就和此有关。

　　该如何管理这些“个体户”运动员，成了习惯管理举国体制下培养出的专业运动员的中国体育管理者，正面临着的新问题。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袁梦)时，她的眼神充满了不信任和戒备，这是一个14岁的孩子应有的目光吗？”——袁梦的干妈兼教练余凤鸣回忆第一次见到袁梦时的情景，仍然感到这个孩子的与众不同。

　　余凤鸣很快发现，这个叫袁梦的孩子的确与其他孩子有很大不同，年纪不大的袁梦对胜利有特别强烈的渴望。后来余凤鸣才明白，这个经历过磨难的打网球的农村小姑娘明白，如果不好好打球，她今后惟一的出路或许只是回湖南老家继续当农民。

　　如今的袁梦和其他专业运动员有了更大的不同，因为她成了“个体户运动员”——不属于哪支地方队，也不属于哪家俱乐部。她必须自费参赛，但是今年年初的澳网她却打进了第二轮；她没有职业的教练和陪练，出国参赛时她甚至连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但是她却能在其他中国选手羡慕的目光下熟练地运用英语和许多国外选手交流，就连费德勒这样的大牌球员，见到她们师徒也会主动上前打个招呼……

　　袁梦深知用于训练的钱来之不易，于是，球场上的她比同龄选手显得更加刻苦和勤俭。

　　他们为了生活必须赢

　　比赛时，袁梦经常就喝自来水，根本就舍不得喝矿泉水，而且一到场上总是尽全力去拼，打得特别凶，因为她现在花的都是自己的钱。

　　在曾经进入今年WTA排名前100位的6名中国网球“金花”中，20岁的袁梦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而更特别的是，她与其他“金花”成长的道路截然不同，她是个“个体户”，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奋斗。

　　袁梦也曾经是湖南省队的一名小队员，仅仅因为10岁那年和队友逛街时一个小孩子无心的举动——把一个漂亮的发卡偷偷放到自己的口袋，她受到了队友的歧视，更被认为是“品行不端”而遭到省队开除。

　　在举国体制下，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来自湖南农村的她家境并不富裕，她没钱自己请教练进行专业化训练。幸而这时，袁梦遇到了余凤鸣、符绍生夫妇，他们给了这个孩子经济上的资助。不懂网球的余凤鸣甚至从那时开始成为教练带着袁梦到全世界参赛，帮助她完成成为职业选手的梦想。

　　正因为是在别人资助下才有打球的机会，袁梦深知用于训练的钱来之不易，于是，球场上的她比同龄选手显得更加刻苦和勤俭。自己花钱参赛的袁梦一般不会入住赛事组委会指定的酒店，因为那些费用对她来说过于昂贵；她训练发球的地点不是在正规的网球训练场，而是在一些住房的楼顶，选择这里是因为不需要花钱。

　　网球中心主任孙晋芳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夸奖袁梦，“比赛时，袁梦经常喝自来水，根本就舍不得喝矿泉水，而且一到场上总是尽全力去拼，打得特别凶，因为她现在花的都是自己的钱。”

　　花自己的钱。这，其实就是袁梦和其他“金花”最大的不同。而像袁梦这样的个体户运动员现在在国内并不在少数，特别是在我国一些非奥运会项目——台球、保龄球、高尔夫球、赛车等项目，这些在国外都是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运动项目，但在国内却因为不能参加奥运会而没有人愿意花钱组建地方队或国家队，因此很多从事这些项目的运动员在完成和国际接轨——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同时，也就成了“个体户运动员”。他们往往要自己训练，自己花钱请教练，自己拉赞助或在家庭的资助下以个人名义出国比赛。成长经历有点像国外的运动员。

　　如今大红大紫的丁俊晖(丁俊晖新闻,丁俊晖说吧)从小就是在父亲的带领下练球的，从宜兴到东莞再到英国，家中为培养他投入过百万。但是在“台球神童”出名之前，一家人的日子只能用“穷困潦倒”来形容。又要拜师学习，又要每天练球，丁俊晖和父亲有段时间甚至是靠2元的盒饭充饥、睡人家的楼梯间、台球桌。

　　张连伟，中国第一代职业高尔夫球球手，他前面的路没有人走过，因此只能靠自己去闯。刚转入职业选手时，并不富裕的张连伟还要自己花钱出国比赛，因此前往欧洲打球时他经常要背上罐头、火腿、豆豉鲮鱼，还有电饭锅，偷偷在酒店里煮饭。不是因为吃不惯当地的食物，而是因为吃不起。 “我是一个个体户。”张连伟曾开玩笑地自嘲自己当年的窘境。

　　当然，也有部分“个体户运动员”是成长于一个有运动背景的家庭，他们的天赋从小就被慧眼识珠的亲人注意到，并且不惜成本加以培养。在台球选手中，周萌萌的家境算是最好的。自从在球房发现了女儿的天赋之后，周爸爸为把女儿带到上海打球，同时也把自己的球房生意带到了上海。现在上海有名的台球城就是周家的产业。在如此宽裕的环境中打球，周萌萌能在近几年成绩飙升也就不足为奇。

　　42岁的王斌是昆明的一个个体老板，经营着一家非常大的装潢公司，出入都是宝马车的他在得知自己入选本次亚运会保龄球国家队时，他当即表示歇业一年备战。靠着自己在生意场上积累出来的处世经验，以及独到领袖气质，王斌硬是成了保龄球队中的带头人，中国保龄球队最终也在多哈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之一(女子三人赛第4名，女子五人赛第5名)。

　　但像周萌萌、王斌这样，不用为经费捉襟见肘发愁的“个体户运动员”毕竟还是少数。

　　袁梦虽然是依靠余凤鸣、符绍生夫妇的资助参赛，但本身并不是特别有钱的余凤鸣透露，她带着袁梦四处打球的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亲戚的资助，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她在香港从事房地产工作的儿子，“亲戚一般给个几千块，儿子经常给个一两万，有时是五万。”

　　粗略估计袁梦一年打球的花销也在40万至50万人民币左右，按今年袁梦参加各项赛事得到奖金大概在3万美元左右来计算，贴钱是免不了的。对此，余凤鸣开玩笑地表示：“我从来没有计算花销的习惯，因为也报销不了嘛。”

　　这几年符绍生和余凤鸣在袁梦打球上花了200万人民币左右，袁梦的世界排名一度进入前100名，余凤鸣透露：“我估计排名到前70就可以不亏了。”

　　袁梦是幸运的，因为有好心人的资助，她还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不过，大多数“个体户运动员”却还必须为怎样生存下去而谋划，因为在他们从事的项目中，不少还是被世人称为“贵族运动”的休闲体育运动。这些国际比赛大多都设在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虽然奖金非常可观，但比赛期间的花销也是令人咋舌。因此在获得比较靠前的名次和奖金前，他们的生存大多入不敷出。

　　为国出战他们倍感自豪

　　为了代表国家参加亚运会，丁俊晖毅然放弃了已经进入四强的英国联盟杯赛，而他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也在30万元以上。“能为国效力，我一定回来。”这是丁俊晖在多哈亚运赛场上说的第一句话。

　　中国体育与很多国家的体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刘翔(刘翔新闻,刘翔说吧,刘翔啦啦队)？是姚明(姚明新闻,姚明说吧)？还是乒乓、跳水的“梦之队”？都不是，是举国体制的运动员培养模式。

　　在很多国家的运动员都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用自己的工作换取个人运动花费时，中国却用国家的财力保证了一批又一批的运动员有足够的训练和参赛条件。这种制度保证了中国体育在短时间内得以飞速提升，而采取举国体制的方式来应对国际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和挑战，也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竞技体育的一种历史性的正确的选择。

　　从数据上我们不难看到，举国体制对我国体育的促进作用。从1984年洛衫机奥运会以来，中国军团在奥运会上的金牌数目不断上涨。中国军团多是在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优势项目上大把捞金。2000年悉尼奥运上田径、游泳及水上项目统共只获一枚金牌的结果让人吃惊，国家体育总局更是针对这三个金牌大户制定了“119”工程(三大项目的奥运金牌总数为119枚)，以求2004和2008实现突破。

　　但是，因为政策向奥运项目倾斜，非奥运项目就难免更受冷落。如果不是2005年德国体育大会上中国成绩太差引起了体育总局高层对群众运动的重视，非奥运项目单凭一个丁俊晖，恐怕也难以达到今天多哈亚运会的高度。

　　在本届多哈亚运会的项目中，有40.6%是非奥项目，包括台球、国际象棋、保龄球、健美、橄榄球、高尔夫球、壁球、软式网球、藤球、卡巴迪、空手道和武术12大项。除卡巴迪和空手道，中国参加了其它10项，成绩超过预期目标。由于是非奥运项目，因此国家队都是在亚运会前才四处“招兵买马”，很多“个体户运动员”都是因为本届亚运会才幸运穿上国家队队服，尽管对他们而言，国家队的经历可能只是一年，或者是几个月。

　　但是这些个体户运动员，却在多哈亚运会上为中国夺取了很多荣誉。台球项目，丁俊晖领军的中国男队包揽了斯诺克全部3枚金牌。在女子藤球、橄榄球、软式网球、台球女子8球和女子9球等项目上，中国选手也具备可与亚洲强队一争长短的实力。钱吉成还为中国夺得1枚健美金牌。高尔夫球和保龄球取得了女子团体第4名。

　　而且他们心中也始终拥有最骄傲的国家荣誉感。为中国亚运代表团夺取3枚台球金牌的丁俊晖，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台球项目乃至非奥运项目的关键人物。而为了代表国家参加亚运会，丁俊晖也毅然放弃了已经进入四强的英国联盟杯赛，而他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也在30万元以上。“能为国效力，我一定回来。”这是丁俊晖在多哈亚运赛场上说的第一句话。

　　的确，这些“个体户运动员”很多时候都是以个人名义参赛，因此他们更珍惜代表中国出战亚运的难得机会。但是除了辉煌的运动成绩，这次亚运会经历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

　　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保龄球国家队在亚运集训期间的津贴只有每月500到800元，曾获世界冠军的广东选手杨穗玲工作的球馆两个月前倒闭，她目前失业，面临生存压力。亚运会上获铜牌的中国橄榄球队，队员一天的补助才6元钱。

　　客观来看，非奥项目的“个体户运动员”多与举国体制培养出的专业选手完全不一样。比如，丁俊晖、田鹏飞等台球手均靠赞助或自费在英国打球，他们一年至少需要15万元人民币的费用，这其中没有国家一分钱。亚运会中国女子藤球队的队员，来自全国各地，彼此的年龄跨度也很大——她们中有三位出身体育老师的妈妈选手，还有三名中学生，她们是因为这次亚运会才走到了一起，亚运会后她们却还必须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上，亚运会并不能改变生活。

　　不可忽视的是，虽然有些非奥项目已经走上了社会化道路，但它们的职业化程度并不高，市场也不理想，如完全依靠社会，有些选手的生存都成问题。保龄球国家队在亚运集训期间的津贴只有每月500到800元，曾获世界冠军的广东选手杨穗玲工作的球馆两个月前倒闭，她目前失业，面临生存压力。亚运会上获铜牌的中国橄榄球队，队员一天的补助才6元钱。

　　而且因为是非奥项目，这些个体育运动员在就业、升学的问题上，根本无法获得与奥运项目运动员相同的待遇。

　　据小球中心的一官员介绍，国家体育总局曾经向各个运动管理中心以及各省级体育主管部门下发过一个文件：关于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可免试上大学的通知，其中规定凡是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全国冠军这些优秀运动员，按照国家政策，可以获得免试升学的待遇。

　　但落实到具体运动员的时候，要到当地省级体育部门盖章，认可。在这个环节上，这些非奥项目的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全国冠军却遇到了阻力，原因是大多数省级体育主管部门把非奥项目的运动员划在了圈外，而名额则全给了从专业队下来的奥运项目运动员。

　　“可实际上在总局下发的文件中，并没有指明有这样的区别，可我们的运动员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阻力。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多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取得的运动成绩，在为国争光的同时给自己的未来发展中争取一个更好的机会啊！但这些阻力却无法让他们实现这个心愿，从某种程度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小球中心官员说。

　　目前，中国体育界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号，叫“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体育事业需要全面、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需要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在中国，不少非奥项目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但缺乏足够的关注。由于举国体制及奥运战略等诸多原因，尽管台球、国际象棋、保龄球、高尔夫球这些项目在国内已较普及，有的在世界上也有很高水平，但依然处于中国体育的边缘地位。

　　而体坛“个体户”的崛起，是对举国体制下的专业道路的一种补充、丰富与探索。从近处讲，能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培养更多的人才；从长远看，这种不依赖于国家财政投入的培养模式，能有效地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可以把更多的资金转向全民健身中去，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运动中享受到健康、自信和快乐。但是对他们的生存现状和管理，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周萌萌事件”将给管理者敲响了警钟。

　　有组织无纪律 “个体户”管理成难题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相信在亚运会后，小球中心和网球中心是最有权利发此感慨的。

　　尽管在多哈亚运会上，“个体户运动员”的确为国家争得荣誉，但是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制造”了一些小麻烦，让管理部门头痛不已。

　　在金光熠熠的成绩单背后是各种问题的冒头。首先就是管理难——因为临时参加国家队集训的”个体户“运动员来源复杂，习惯了管理举国体制下培养出的专业运动员的中国体育管理者正遭遇着的新问题。由于大多数”个体户“运动员都是大赛前才组队来参加国家队集训，而且其中很多运动员还是心高气盛的年轻选手，他们的集体观念与自小就接受近乎军事化管理的专业运动员相比要弱得多，一些个性与共性的冲突便由此滋生。

　　新华社就曾撰文指出为，“亚运赛场周萌萌退出比赛风波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原来在女子台球8球半决赛后，周萌萌就主动向媒体记者哭诉——自己在前一天晚上被队友田鹏飞殴打，致使自己没有休息好，比赛中情绪低落，最终落败。此言一出，小球中心的态度原本是低调处理，但女主角一家却不依不饶，现在甚至闹到了要上法庭的地步。周萌萌的爸爸周瑞新就表示不满意小球中心领导的做法，“他们说这样闹下去萌萌以后参赛的机会就没有了，但我们受了欺负，就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培养这个孩子，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姑且不论这件事情上谁对谁错，但周家这种叫板的态度在国内运动员中就十分少见。这其中那句“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估计是让周家最理直气壮的地方。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管理中心主任张小宁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表示，作为非奥运项目，关于对运动员的管理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有的要集中训练，比如藤球、橄榄球，但有些项目职业化搞得比较好，比如台球选手常年在国外比赛，很难用举国体制来经营。他认为，非奥运项目的发展还是要走积极发挥举国体制和积极依靠市场相结合的道路。正是由于对这些”个体户“运动员管理上出现漏洞，因此在运动员出现矛盾时管理者不能及时了解情况，制止纠纷。反而激化了矛盾，令此事越遮掩越火上浇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火爆的网球名将李娜在对印度米尔扎的亚运会女单半决赛时，也因不满印度观众而口出“蝗虫”的狂言，加上之前她和彭帅(彭帅新闻,彭帅说吧)一起闹“单飞”一系列的个性举动，这个被国家队“收编”不久的”前个体户“运动员也让网球中心头痛不已。难怪昔日的排坛老大姐、如今网管中心主任的孙晋芳在谈到这次网球队的亚运会表现时就摇头：“有组织无纪律，加强思想管理才是硬道理。”

　　其实管理难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些”个体户“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与职业化边缘的尴尬地位所致，既没有举国体制的“三从一大”的管束，又尚未达到真正的职业运动员的境界，需要管理又不愿被管理，理应拿奖金却又在受奖范围之外。矛盾自然在所难免。

　　如何利用好举国体制和职业化的优势，找到两者的磨合口，使其紧密结合共同推进中国体育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需要中国体育管理者长久思考的问题。

　　杨穗玲：我们是在夹缝中生存

　　(中国第一位保龄球世界冠军，却在亚运前失业)

　　杨穗玲，一个２4岁的女孩子，也是中国第一个保龄球世界冠军。用小球中心某官员的话说，她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广东打工妹。在18岁那年，杨穗玲中专毕业，到佛山一家保龄球馆做起了普通的服务员。在此之前，她从未接触过这项运动。

　　而球馆的老板赵明，恰好是佛山市保龄球队的教练，他慧眼识才，成了杨穗玲的启蒙老师。极具天赋的杨穗玲很快成为保龄球高手，随后她进入广东青年队、国家青年队乃至国家队，还夺得了世锦赛的冠军，而这是中国第一个保龄球项目的世界冠军。

　　“那时候，社会上很流行打保龄球，我很好奇，就试了试，赵教练说我协调能力特好，有潜质。”就这样，杨穗玲走上了保龄球之路。两年后，在全国青年锦标赛上，她与队友拿下了团体冠军，杨穗玲更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2005年8月，丹麦世锦赛上，杨穗玲一鸣惊人，登上了世界女子保龄球的最高殿堂。“夺冠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直到将水晶奖杯捧在手中，杨穗玲才相信：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一场童话梦幻。

　　但回国后，世界冠军杨穗玲却恢复了“灰姑娘”的生活——回保龄球馆工作，拿着每月不足2000元的薪水，“我的工作就是成立兴趣班，教人打保龄球。钱不多，但我很知足。因为我从事的，是我喜欢的职业。”

　　今年年初，杨穗玲被召入国家集训队，备战多哈亚运会。但是在出征亚运会前，杨穗玲却意外得知：自己工作的球馆倒闭了。当国家队中几名跟她一起在这家球馆工作的运动员、教练都纷纷回家处理今后生计问题的时候，杨穗玲却毅然选择了留下，“个人的问题我还是决定放一放，既然现在我是为国征战，穿着国家队的战袍，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去为国家队打好亚运会。”

　　亚运会之后，杨穗玲的国家队生涯结束，她离开了国家队，现在，她必须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去寻找出路了。

　　作为个体户球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杨穗玲：最大的困难恐怕算是没有专业场地进行训练吧。因为在去多哈参加亚运会前的一个月，我所供职的佛山保龄球馆倒闭了，而这是佛山唯一一家软硬件设施齐全先进的保龄球馆。

　　虽然佛山的保龄球馆不只一家，但是其它大部分不是球道不符合要求，就是设施陈旧，一些球馆甚至连电脑记分系统坏了，也没找人去修理，这些客观现实都直接制约和影响我的竞技水平。

　　我算了一下，从多哈回到佛山已经一个多星期，别说下场地练习，我就是连球都没有摸上一下。不过，目前这种情况似乎有了一些转机，我的教练这两天打来电话告诉我，保龄球馆的老板发话了，虽然球馆不对外营业了，但是对于佛山保龄球队的队员仍然可以开放，不过使用时间需要提前预约，而球道的保养和其他设施的维护则需要我们来负担。

　　此外，作为“个体户球员”，我目前在经济上也是非常窘迫的。说来你恐怕不信，虽然大家都觉得我在成千上万的保龄球运动员中还算幸运的，去年代表中国历史性地夺取了世界冠军，但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冠军奖金还一直没有着落。我甚至连可以拿多少奖金都不知道。

　　这次去多哈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样，去的时候小球中心把我们叫了去，但关于奖金的数额一个字没说。也许对于一些当老板的球手来，这些奖金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以打球维生的球员来说，却真是救命钱啊。

　　（杨穗玲告诉记者，在去年夺取世界冠军后，江苏的盐城保龄球队就向她发出了邀请，希望她能够把关系全部转到盐城体育局，到那里当教练兼球员。在待遇上，盐城方面答应提供住房，工资虽然只有一千多，但是各项保障齐全，而且当地的消费水平要比广东低很多，一千多的收入还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对于盐城的盛情邀请，杨穗玲非常高兴，也希望能够尽快到那报到。但是，杨穗玲的计划却在佛山体育局那里被拦住了。由于佛山方面始终不肯放人，杨穗玲只好暂时放弃转会的念头。而为了挽留杨穗玲，避免优秀人才的流失，佛山体育局已经答应在适当时候给杨穗玲安排一个工作。杨穗玲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能够拥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然后可以有充足的时间练球和参加比赛。）

　　和举国体制比，现在更愿意选择那种成长模式？

　　杨穗玲：毫无疑问，我当然是更喜欢举国体制。

　　“个体户”的生活实在是太多困难了，有时候你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谋生上。

　　而体工队就不一样，有固定的教练、固定的训练场所、固定的收入，后勤保障样样齐全，营养补充也有专人打理，我简直太羡慕这种生活了。

　　最迫切需要希望国家对你们解决哪方面的问题？

　　杨穗玲：我觉得还是要给予更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不是有比赛了就叫你过来，没比赛了就让你回去，平常的训练和比赛基本不管不问。毕竟我们和国外自立谋生的球员不一样，他们的大环境要比中国球员好，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也要远远领先中国。

　　至少在目前来说，除去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个体户球员”外，大部分的中国“个体户球员”的生存现状还是比较恶劣的。

　　另外，加强对“个体户球员"的管理，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大家都知道这次多哈亚运会发生了一些不和谐音，这实际上并不仅仅发生在台球方面，它其实是"个体户球员"普遍都存在的一个现象。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不在思想教育和文化素质上对“个体户球员”实施必要的管理和提升，势必会影响到这些球员所从事项目在国家乃至国际上的形象。谁也不敢保证，类似亚运会上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在其他社会项目之上。

　　是否提倡“个体户”制度？

　　杨穗玲：可能“个体户”制度在长远来说是和国际接轨的，但是就我个人来看，这种制度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体制上注定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处处都会遇到很多难题。

　　当然，我不排除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户制度和举国体制的磨合可能会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但，谁也不能控制时间的长短以及事态未来发展的方向。

　　与其如此拥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相关部门还是应该及早加强对这些非奥社会项目的重视、支持和管理。

　　彭帅的爸爸：她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彭帅，无疑是中国体坛个性最张扬的一个女孩子。

　　从年初闹“单飞”被孙晋芳点名批评，到前不久的在广州的中国网球大奖赛上因为比赛时间调整不满而公然炮轰网管中心。其实，论实力彭帅绝对是一位有天赋的网球选手，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也说过，从目前国家青年队的选手看来，再也没有像彭帅那么有天赋的选手了。因此尽管她的倔脾气很少有人能忍受，但在国家队却一直有她的一席之地。

　　而彭帅选择单飞，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训练条件，达成自己世界一流选手的梦想，“人们似乎只看到我单飞之后，奖金可以自己拿了（按政策国家队队员参赛获得的奖金必须要上缴一部分）。但没有人想到，我单飞后，国家队原本所提供的所有资金、教练、后勤等保障一下子全没了，为什么不想想，运动员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信心，才敢于迈出单飞这一步？” 彭帅这样反驳很多人认为她“单飞”主要是为了多拿奖金的质疑。

　　据悉，在炮轰网管中心之后，彭帅确定将不参加在广东江门举行的国家队短期集训，而是只身飞返天津。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她将在天津队的安排下飞赴澳大利亚，提前启动澳网备战程序。在新赛季中，彭帅的教练仍然将是捷克人卡尔，而中国女网的其他队员则统一在国家队教练组的管理之下。而在今年的美网公开赛中，彭帅是中国选手中唯一单独入住组委会提供的酒店的，而其他“金花”则集体另找住处。

　　“我对自己在网球方面的天赋和能力很有自信，我非常渴望去打大满贯比赛，成为最顶级的职业网球选手，这是我的理想。为此，我希望自己去找适合我的教练，自己去制订我需要的职业赛事计划，因为这是成为一个顶级的职业网球选手所必须的。”面对集体化粗放型管理的国家队，彭帅这样的选手自然难以满足这样的训练和比赛。

　　“但向往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网球运动员，能意味着忘恩负义或不爱国吗？我的成绩优秀了，不是更能够为国争光吗？只要祖国需要我、选择我去比赛，我想我一定会尽力打好。” 彭帅说。

　　由于彭帅目前正在参赛，因此是她的父亲彭冀军，代替女儿接受了时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从“个体户”到进国家队再到“单飞”，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彭冀军：困难多如牛毛，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么说吧，彭帅的成长之路上所遇到坎坷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了，期间的艰辛不是常人所能够理解的。

　　作为父母，我们看到她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深感不易。

　　和举国体制相比，现在更愿意她选择那种成长模式？

　　彭冀军：彭帅最初就是个“个体户”球员，从小跟着她舅舅练习网球的。后来练到一定程度了，为了参加更多的比赛，你必须要依靠一个组织，这样我们又到了天津队，所以说彭帅其实和丁俊晖他们还不一样，她实际上经历过了两个不同阶段。

　　当然，彭帅又和国家队的其他选手也不一样，她到国外参加职业赛的费用以及护照签证都是天津队来负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点上，彭帅又是幸运的。因此，从彭帅的成长过程来看，“个体户”制度其实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还是比较难培养人才的，尤其是像网球这种项目，只有不断地要国外参加比赛才能提高水平。

　　最迫切需要希望国家对你们解决哪方面的问题？

　　彭冀军：那当然是希望中国网协会和天津队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给彭帅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毕竟彭帅还是一个有前途的球员，对中国网球事业的发展应该是会作出一点贡献的。作为父母来说，我还是希望彭帅能在一个更和谐的氛围下训练和比赛，尽早在国际网球赛场上扬威。

　　可能是因为特殊的背景对于是否提倡“个体户”制度这个问题，彭爸爸则表示不愿意回答。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晓敏：今后要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

　　本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晓敏来到广州，在接受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她表示，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意识到非奥项目的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作出的贡献，但是同时也认识到台球、高尔夫等新兴项目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在管理上还存在着问题，今后可能要加强对“个体户”运动员的思想教育。

　　针对部分运动员在多

　　哈亚运会上所暴露出来的精神面貌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将会在接下来的08奥运备战中作为一个工作重点，并加大对奥运参赛选手的个人素养和思想教育的力度，“总局对于运动员精神风貌的问题一向十分重视，而且一向提倡运动成绩和精神风貌双丰收，但是部分队员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表现却与此背道而驰。对此，总局已经和北京体育大学联合制订了有关运动员素质和思想教育的十余个篇章教程，供各运动队学习和提高。”

　　晓敏在谈及田鹏飞和周萌萌的“打人风波”时表示，对于台球、高尔夫等新兴项目的运动员培养模式，总局认为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一个有益补充，但是该种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同时也存在自身的漏洞。

　　晓敏表示，“这些运动员平常都是各自单飞，只是在比赛之前进行短暂的集中训练，教练员和项目主管领导平日里很难及时了解队员的所思所想，在思想教育和个人素养的把关上也存在相应的难度。不过，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的运动员都要明白，到了国际赛场打比赛，尤其是亚运会和奥运会这样的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你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了国家的形象和荣誉。哪怕是输了比赛，也不能输了风格。在接下来的一年多奥运备战中，思想教育将是与提高竞技成绩并列的头等大事，总局将会要求各运动管理中心抓好思想教育工作的落实。”

　　体育管理学专家张宏：管理部门应该给予他们更多关怀

　　周萌萌、田鹏飞的恩怨说不清、道不明；本周，在广州落幕的中国网球大奖赛也闹出了彭帅炮轰网协这一风波。而站在事件中心的主角们，则全部是非传统专业体制培养出的“个体户运动员”。如何在今后的日子里避免更多的矛盾和冲突的出现？如何让传统体制管理下的非专业运动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此记者采访了体育管理方面的专家，广州体育学院体育管理教研室主任张宏。

　　举国体制和“个体户”，各有得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经济的宽松让许多家庭能拿出钱来培养孩子成为职业的体育运动员。当前国内的“个体户运动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在非奥项目上，如台球、高尔夫等，奥运项目中也不乏这样的运动员。

　　相对于市场职业化的体育体制，张宏首先谈到的是我国的举国体制：“国家投入资金，为运动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以使运动队员更加安心地进行训练和备战，为运动员排除了后顾之忧。但这也是把双刃剑——国家投入大，这可是种负担。”

　　张宏认为在市场条件下，“个体户运动员”自己投入资金自我培养正好弥补了举国体制在经济投入方面的不足。但“个体户运动员”因此也必须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特别是一些高消费的运动项目中，比如网球和高尔夫。如果“个体户运动员”自身不能得到足够比赛奖金，运动生涯就难以为继。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运动员自己掏钱请教练、体能训练师和经纪人。拿全额奖金自己花，并确定下一阶段支出；而教练、经纪人是他保持专心训练和状态的保证。运动员也更能出成绩。”张宏说。

　　管理部门对“个体户”缺乏关怀

　　在介绍了我国专业体育体制与发达国家情况的区别后，张宏十分确定地表示：“现在是体制转轨时期，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体育人才培养体制自然会向进步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转型时期，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

　　首先，张宏以彭帅事件为例，分析了在事件中被彭帅称“有黑幕”的网球管理中心的性质，“实际上，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在性质上来说是国家体育总局直属的事业单位。”张宏接下来补充：“而在国外，运动项目一般是协会制管理，协会与政府无关；而在我国，所谓的网球协会和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其实是一套班底。”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矛盾——如果说网管中心是事业单位，其就必须对所有该项目运动员负责，为其提供服务。但从现在来说，网管中心对于他们自己培养的运动员关爱有加；但对于彭帅这种天津地方队培养、长期在国外“单飞”的“个体户运动员”，显然照顾和沟通不够。“这次彭帅之所以缺席比赛，就是因为其需要飞赴上海办理个人出国比赛需要的签证；而如果是网管中心旗下的专业运动员，恐怕他们的签证、护照是由政府相关机构帮助办理的，运动员也不会在比赛中分心。自己练自己忙的‘个体户运动员’就好像是后娘的儿子，没人关心没人爱。”

　　张宏还说：“现在的‘个体户运动员’是自己或地方掏钱培养自己，没有义务接受国家运动中心的行政管理。”这样看来，职业运动员真的是十分冤枉，不接受行政管理是“不听话”，接受行政管理却也得不到相应的福利和关心，实在是进退两难。

　　由于在某些项目中，国家确实需要在国际大赛中征召“个体户”入队。虽然大多数选手都愿意为国参赛，但职业化所带来的高强度训练和高密度比赛往往让国家比赛与个人比赛出现冲突，在经济利益上也会出现纠葛。职业选手出于保持自身状态和个人的需要，很可能无奈地放弃为国争光的机会，而选择更有利于运动生涯的赛事参加。丁俊晖在亚运会调整赛程前一度表示放弃亚运参加全英赛就是一个例子。

　　法律化管理是解决之道

　　张宏认为，“个体户”作为职业运动员的选择没有错误，但如果想让国家和选手的利益双赢，用行政手段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不人性化，“现在的社会倡导和谐，以人为本。行政手段能约束专业运动员，但很难让职业选手接受。如果可能的话，进行法律化管理更为科学。运动管理中心可以以合同制的方式和选手约定，比如一年之内为国家队效力多久、打多少比赛、获得多少补贴、奖金等。如果做到合理地定下合同，相信运动员也会欣然接受，毕竟为国家效力是件光荣的事。”

　　同时，张宏还提到我国目前体育经纪人行业还需要更多人才：“就拿彭帅做例例子，如果她有一个好的经纪人，帮她提前规划好训练比赛日程，并早早地帮她办好签证护照，并负责与网球中心沟通，可能这次的风波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体育中介市场更加规范、优秀的体育经纪人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这无疑对我国的体育体制转轨有着更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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