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陆维皓
“哈曼新政”,铲平中国与欧洲壁垒
2001年,当时的英超豪门纽卡斯尔对孙继海表达了浓厚兴趣。但是,这一年孙继海必须跟随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那时候,亚洲的国家队比赛插在欧洲赛季中间进行,而且往往连打一、两个月。
2006年,同样面临亚洲杯预选赛的董方卓,却只需要在每个“国际比赛日”赶回亚洲参赛。虽然路途跋涉依旧辛苦,但欧亚国家队比赛时间的统一,让他基本没有错过安特卫普的比乙赛事。从最初的“四无前锋”,到“比乙最佳射手”,2006年末,董方卓被曼联一线队“召回”。先租借到一支小球队,取得一定成绩后再回归豪门或者转会———这是欧洲年轻球员成才的最好道路之一。但仅仅在4年前,对于中国球员,走这条路还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此时再回首2004年开始实行的“哈曼新政”———将亚洲和欧洲的国家队比赛日统一起来,就会发现这非但不是针对中国足球(足球新闻,足球说吧)的一起“阴谋”,反而是一辆铲平中国与欧洲壁垒的推土机。事实上,在新政颁布之前,亚足联竞赛部主任卡罗就明确表示,这条规定是为中日韩和伊朗考虑的:“因为,这四个国家有很多高水平的球员在欧洲效力。”在这条“新政”下,亚洲球员只要有实力,就有充分的时间,向欧洲谋求立足的可能。
也正是在这种新赛制下,对于郑智实力尚心存疑惑的查尔顿,才敢以10万英镑的价格,先租借郑智半年。亚洲杯放在欧洲休假的7月,让查尔顿确信,在这半年自己可以有充分的机会考察郑智,而不会像当年水晶宫那样,因为范志毅(范志毅新闻,范志毅说吧)回国参加“十强赛”,“养”了一名长期无法上场的球员。
欧洲,消失的“中国价格”
孙继海在总结“小师弟”董方卓的优势时,特别提到了他“跟欧洲人相同的身体”。正是在这样的先天条件下,董方卓从曼联要到了中国海外球员的转会天价———350万英镑。但是,董方卓这样天赋优势的球员,一代只出一个;在欧洲,像曼联这样财大气粗的豪门,也就是那么几家。绝大多数中国一线球员,在国内或许是“无价瑰宝”;但放在欧洲的平台上,他们只是一块有待开发、前途不定的璞玉。郑智在国内被认为是“最好的中场”,但查尔顿还是坚持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方案———先租借半年,再考虑是否花200万英镑购买。
由于留洋的球员,多是国内俱乐部的“干城之才”。因此当他们真要转会欧洲时,一些东家常常觉得:不卖上200、300万欧元太“亏”了,在留洋之初,也因此产生了“中国价格”———一些中国企业出钱,弥补中国和欧洲俱乐部之间的价格差距,以促成球员留洋。但是,“慈善家”不会无尽,国内球市的萧条更让赞助人越来越难。无论郑智还是其它的后来者,价格将永远成为一副最深的有色眼镜,让欧洲人用更挑剔的目光审视他们。
因为,欧洲的竞技场正在变平,它不仅仅面向中国,还是面向整个世界的。中国留洋球员要面对的,将是来自东欧、南美、非洲、甚至西亚的各种“廉价球员”。除了少数豪门,大多数中小球队都“精打细算”度日。200、300万欧元转会费,基本相当于欧洲二流国家国脚的身价。在打破了体制壁垒之后,面对尚很难弥补的价格差距,中国球员要立足欧洲,就是与这些国脚们,面对面地拼实力。
“中国实力”大于“中国市场”
在郝海东加盟谢联队之初,当地的媒体曾披露,谢联其实并不在乎郝海东是否真的能上场,但球队需要他在中国的影响力,以推进在中国的足球学校、房地产开发等相关产业。作为“1992一代”的领军人物之一,郝海东的案例几乎就是第一代留洋的完美句点。由于中国对欧洲、欧洲对中国都不熟悉,当时欧洲球会引进任何一名中国球员,都会引来巨大的轰动效应,从而带来相应的商业价值。除了孙继海这样完全依靠实力“敲门”的个案外,李铁、李玮峰去埃弗顿,当年就有浓厚的“中国市场”吸引力因素。
当个人的流动变得寻常,最初的新鲜感在渐渐消失,在决定中国球员留洋命运的因素里,“现有实力”与“中国市场”的位置正在互换。敲定董方卓转会的是曼联主帅弗格森,在郑智留洋问题上说了算的,也将是查尔顿主帅帕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有降级之忧的查尔顿,未来的计划现在根本无从考虑。主帅帕杜表示,引进郑智,就是为了保级。
2003年,曼城常务董事麦金杜什曾经来到上海。那时他谈起孙继海时说:“我们签下他,第一考虑的是实力,实力够了之后才是在中国的商务开发等。在考察他的时候,孙继海跟其它英国球员的标准是一样的。”那是第一代留洋球员的个案,却会成为第二代留洋球员的共性。
(责任编辑: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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