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遇最高罚单 三个缺少揭示屡遭索赔原因

　　一纸来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的判决书近日发至中国足(国足新闻,国足说吧)协，判决书判天津泰达(天津泰达新闻,天津泰达说吧)俱乐部赔付前意大利籍教练马特拉齐150万美元。如果判罚生效，这将是中国职业俱乐部有史以来受到的最高罚金。

　　2003赛季，泰达和马特拉齐签下了3年的合同。但由于带队成绩不佳，俱乐部解除了马特拉齐的指挥权，但依旧让其跟队。马特拉齐认为俱乐部违约解除了自己的职务，必须要有赔偿。随后，马特拉齐上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最终获得支持，法庭判罚泰达俱乐部赔付马特拉齐违约金120万美元，年薪30万美元，共150万美元。

　　来自天津泰达俱乐部一位人士的消息称，俱乐部已与马特拉齐达成“私了”协议，共赔付约105万美元的费用。据了解，前段时间泰达俱乐部确实派了一位副总去意大利与马特拉齐接触，但双方具体是否达成“私了”，到记者截稿时也无明确说法。不过即便泰达俱乐部赔付105万美元，也创造了中国足球(足球新闻,足球说吧)职业俱乐部历史上的罚款最高纪录。

　　编者按：150万美元，可以买个很不错的外援，可以支付一批球员的工资。在中国足坛开始过紧日子的今天，它还可以解决一支中超俱乐部一年中五分之一的财政开支。而现在，却将轻易地赔付出去。

　　去年，申花俱乐部因为佩特案，莫名其妙地赔了100万美元。中国的俱乐部为什么屡屡被索赔？一场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在本报记者张玮和陈华之间展开。　　

　　缺少尊重

　　陈：马特拉齐的150万美元让我想起了佩特的100万美元。佩特球技出色，球迷也喜欢，可当时的申花总经理楼世芳却签下了现在看来是“水货”的皮特·维拉。申花用一封毫无诚意的辞退信就随便打发了佩特，还自认为从此天下太平，结果呢？赔100万美元！

　　张：是啊，一些俱乐部对教练也好，对球员也好，有时缺乏必要的尊重。比如马特拉齐，解除人家的指挥权，却让人家场场跟着，以为这样就不违约了。你把教练当成“拎包”的，人家怎么可能不恼火？怎么可能不告你？

　　陈：确实是这样。有些俱乐部对一些本土教练和本土球员吆喝惯了，说“下课”就下课，说“关掉”就关掉，并没有处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层面上对话。

　　张：都是因为现在足球大环境不景气啊！一些俱乐部以前把球员当爷，现在把球员当孙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确实值得好好反思。

　　缺少常识

　　张：换个角度来看，中国俱乐部频频遭受巨额罚单，还是因为缺少相关的法律常识。

　　陈：正是这样。我又要举佩特的例子了。当初佩特和申花签署的“1+1”合同规定，只要佩特出场率满70％，第二年合同就将自动生效。申花自以为是地认为佩特的出场率没达到70％，可佩特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人家认为申花的计算方法不对，结果只能接受罚款。

　　张：是啊。我相信天津泰达俱乐部当初如果在合同条款里写明，没达到要求合同就自动解除，马特拉齐也没空子可钻了。泰达俱乐部现在学乖了，和现任教练雅拉宾斯基签合同时，就加入了相关条款，但这个学费太贵了！

　　陈：中国职业俱乐部和外援、外教打交道也有些年头了，粗略估算一下，因为缺少法律常识，中国俱乐部十几年来的赔款已经超过500万美元了。学一些国际体育的法规常识，或引进一些相关人才，真的有那么难吗？

　　缺少机制

　　张：我一直有疑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每桩针对中国俱乐部的判决，是不是都那么公正。泰达俱乐部确实有过错，但真的要赔150万美元吗？据说判决很难改，那当初我们难道没去申诉或讨价还价？

　　陈：你说的问题，恰恰折射出我们的俱乐部缺少一种在国际上维护自身权益的机制。人家去国际机构告了，我们没有相应的行动，只能乖乖“等死”。佩特当初在国际足联败诉了，但最终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胜诉，那是因为他的经纪人更懂欧洲足球的相关法规，也更有人脉。

　　张：是啊。北京国安俱乐部在和罗马(罗马新闻,罗马说吧)尼亚外援阿莱克斯的官司中，因为得到了皇马(皇马新闻,皇马说吧)御用律师胡安的帮助，最终打赢了官司。说穿了，是中国俱乐部在国际足坛“上面没人”。如果俱乐部有一套专门与欧洲建立联系、维护权利的机制，我相信中国俱乐部在每次官司中不至于都那么被动了。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CAS)，在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的提议下，于1984年6月正式成立。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国际体育领域内，主要有以下职能：1,解决普通的争议案件；2,解决根据体育组织的章程上诉至法庭的案件；3,调解社会体育团体之间的纠纷；4,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出具法律意见；5,调解体育范畴内的一般性纠纷。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结果，在国际体育界相当于终审。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1998年长野冬奥会(冬奥会新闻,冬奥会说吧)上，该法庭成功地处理了布罗曼坦案和罗斯案，并在处理这两个案件时推翻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处罚决定，维护了运动员的权益。这两个案件堪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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