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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李玮峰写真集 |
“要是2005年就转会申花，肯定不会摊上这么多事儿。”某些无助的时刻，他说自己命该如此，不信不行。
作为好友，谢晖说李玮峰很不容易，承担了他几乎难以承担的家庭磨难。“每个人其实活的都是自己过去的经历。你想想，他（李玮峰）的家庭那么不幸，他从小就离家打拼，他为了踢球没法受到良好教育，这些可能让他愤世嫉俗一点，对一些事情反应大一点，那又怎么了？我们不应该过分放大他的心理问题。”
李玮峰不太愿意回首往事，就像他从1994年开始不愿意过年。>>寄语李玮峰
1993年9月5日，李玮峰的哥哥李晨光的大学生涯刚刚开始25天，为了制止学校图书馆里的一场纠纷，他被人刺中心脏，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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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李玮峰刚刚入选国家青年队，家人暂时向他隐瞒了实情。
沙涛是李玮峰在火车头少年队时的队友，在他印象中，“大头”小时候非常淘气，有时逃课出去踢球，打台球，和老师顶嘴，还抖一些小机灵。不过在足球训练上，“大头”从来不含糊。
到了1994年年初，“大头”突然变得沉默、压抑，经常拎着球鞋出去，一个人发疯似地踢。
对于哥哥的容貌，他甚至还没有在脑海里存下清晰的记忆。“听妈妈说，他比我白，也特别文静。”
但他记得与哥哥一起经历的童年。李玮峰去北京训练后，偶尔写信告诉哥哥，队里伙食不好，长他三岁的哥哥就每次在信里夹带10元钱，那是积攒的压岁钱。
1994年，为了全力支持唯一一个儿子踢球，李玮峰的父母来到北京。原本在长春拖拉机厂担任供应科科长的父亲辞去公职，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公司里谋一个差事。
丰台体育中心如今是北京国安队的临时主场，1994年是不折不扣的郊区，李玮峰家最早就落户在体育场附近的小平房。“我爸妈每天上班要倒两三次公交车，我爸还比较胖，一到夏天，挤得汗衫都湿透了……”儿子的描述，类似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的父亲，语气里满是酸楚。同样酸楚的是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李玮峰看着父母强颜欢笑，反倒心情更加沉痛。
2000年年初的深圳，李玮峰和父母难得地一起度过了春节，在过去的七八年里，这样的时刻始终是一个奢望。尤其让全家人开心的是，他还首次入选了米卢的国家队。
最大的不幸总是尾随着最珍贵的幸福。正当“大头”憧憬着如何去上海向米卢报到，他接到了一个惊雷般的电话：父亲遭遇车祸，不治身亡。
李家的天塌了一次，又塌了一次，噩梦醒来，李玮峰发现自己已是家里最强壮的成员。
强忍哀痛的“大头”没有缺席国家队集训。米卢最初在上海嘉定接触到的李玮峰，每天发狠训练，是一个坚强与悲痛的混合体。
李玮峰从伤感的回忆中抬起头，他说他们家的好运气、好日子都留给了他和母亲，但刺痛灵魂的伤痕延续至今，可能还会影响他的一生。
“这一切都太早了，我完全没有准备。”说到“太早了”三个字时，他的声音格外缓慢和伤感。
“感情不健全，不完整。我可能心理上有问题。总觉得是缺陷，但又说不出来是什么，酸溜溜的。”
在英国埃弗顿的那段日子，比起李铁，李玮峰上场机会少得可怜，这加重了他的郁闷。他到住处后面，拿面包屑喂河里的野鸭野鹅；他跑到力量房对自己进行惩罚性的加练，随行记者姬宇阳回忆说，“大头”总是把自己累到几乎虚脱。
2005年,“球霸”风波甚嚣尘上的那段日子，正巧一位哥哥（东北人李玮峰习惯以“哥”、“姐”称呼朋友）推荐了《大长今》，甚至说：“那女的挺像你的？”李玮峰找来碟看，竟生平第一次陷入一部连续剧中，一周之内看完了70多集。“还真有那么一点像。”他说《大长今》让他知道要学会隐忍。
离开国家队的日子，李玮峰业余时间经常泡在高尔夫球场。“在那里，比踢足球的场地还宽阔，比踢足球的场地还好，旁边都是树，你想那是什么感觉。”更重要的是，“高尔夫是个人的竞技，自己打好就行了，不像足球……”在“个人的竞技”里，其实他也不过是换一个方式去发泄，去较劲。一般爱好者每天打200洞，他却要打到400多洞才肯罢手。
这些，几乎是李玮峰排解内心苦闷的全部秘密。
出去比赛前，母亲经常要唠叨几句：“儿子，别伤着，少犯规。”母子间关于足球的交流，仅限于此。而且，在对阵全北现代之前，母亲也有过类似的叮嘱，“少犯规，别和裁判理论”。看来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比赛时看到“大头”得牌，母亲急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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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他爸爸在世就好了，能多给他一些指点。要是他哥哥在也好啊，他小时侯什么心事都和哥哥说。”说到这样的话题，母亲总是不胜唏嘘。
同样的遗憾，也偶尔在李玮峰的心底悄然涌起，并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尤其强烈。“和兄长之间，再大一点肯定感情更好。可惜我不可能再有这个阶段。”
在申花队，李玮峰愿意多接触谢晖这样的球员，并偶尔讨教为人处事的方法。可是，那些只适合与父辈与兄弟交流的心事呢？
坐“球监”的日子，国家队一次次聚集，又一次次解散。“大头”时常接到朋友问候或安慰的电话，口头上，他说自己不介意能否入选，聊着聊着，不由自主就谈论起国家队的近况，朱指导的压力。
他以慢悠悠的语气玩起了幽默：“祖国不要我，我也得爱祖国啊。姐，你说是不是？”
没有人说得清，漫长的煎熬会怎样改变李玮峰的性情。为了梦想，他只能忍耐，只能接受这煎熬。
忍耐可能是李玮峰人生中最艰难的一课，却也是必须完成的一课。在此之前，他早就交了太多太多的学费。
2002年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在那间位于俱乐部三楼的主帅办公室，莫耶斯肯定了李玮峰的实力，并请他再多一些耐心，“你看我们队有美国国脚，有爱尔兰国脚，有苏格兰国脚，还不都在坐板凳？”母亲和经纪人也劝“大头”坚持一下，他却已瞒着所有人，悄悄买好了回国的机票。“还是年轻啊，我总是不会忍耐，这可能是我的性格缺陷。”他语气里流露着遗憾。与其他一些事情一样，留洋梦的半途而废，同样重复了冲动——悔恨的轨迹。>>您认为李玮峰是否具备留洋的实力？
这一次国家队的考验也足够残酷。
5个月里，当事人反复认错，俱乐部老板一再求情，足协旷日持久地争论，复杂局面竟延续了两个多月，仅仅事关一名球员应否回归国家队。
至于吗？
对于一个个性张扬的男人而言，大不了像雷东多一样傲然宣告：爷爷我-不-稀-罕！
但是李玮峰注定做不到。让他远离国家队？那和了断他的足球生命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把马尔蒂尼视为足球偶像的后卫，一直留意自己在国家队的出场记录。他已经代表国家队参加了97场正式比赛，再有3场就要进入珍贵的百场殿堂了。这一纸罚单，不知道要把那个神圣时刻推迟到什么时候。
这个容易在球场上紧张的后卫，不是因为有所畏惧，而是太想赢，太想担当责任，也太想出人头地，太想在足球史册上留下一个印记了。在接连经历了家庭的悲剧后，潜意识里，他在足球上的“野心”越发膨胀。
当初在火车头少年队训练，教练要求在日记里写未来的目标，其他人的理想是进入火车头一线队，李玮峰的与众不同：进入国家少年队。
12岁的时候，李玮峰在秦皇岛参加“走向2002年全国足球夏令营”，他跑到沙滩上画了一颗心，旁边写上了“2002”。“也就在那时，我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一定要入选国家队，一定要打进2002年世界杯。”
如今，他的愿望是未来两三年之内成为出场次数最多的国脚。“踢到三十五六岁没问题吧，卡纳瓦罗都能踢（那么久），我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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