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记者回忆乒球光荣岁月 日本球员做客总理府

　　黄继辰，高级记者。1953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与著名体育实况广播员张之一起创办新中国首个体育广播节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37载后，于1985年调回上海工作，任上海电视台体育部首任主任。

历年来，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多项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采访活动。在丰富多彩的体育记者生涯中，黄继辰对1961年第26届世乒赛记忆尤其深刻，“许多场景回想起来，就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他说。

　　中国乒乓球队勇夺第26届世乒赛男团、男单和女单三项冠军的历史性时刻，黄继辰是身在内场为数不多的记者之一，“当时我就坐在赛场周围的挡板外面，就坐在中国队教练傅其芳身边。”黄继辰回忆道，当时的每个细节他都尽收眼底，而其中值得回味的，除了“十二大板”还有很多很多。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解说员张之在现场直播，黄继辰在赛场边观看比赛，一边听身边的傅其芳教练在换场间隙对运动员的指导，“每当听到重要的战术布置，我就赶紧跑到张之的解说席那里，有时来不及转告他，我就直接参与直播，”黄继辰说，他还记得当时的说辞是“各位观众，比赛现在打到了……根据我们最新了解的情况，中国队将在下一局（或下一盘）比赛中可能采取何种战术。”这种别开生面的广播直播，已经堪比现在将嘉宾请到解说席的电视转播。

　　由于当时乒乓球赛规定每局比赛进行中不允许暂停，教练往往只有靠做手势来提醒队员如何改变打法。黄继辰还记得傅其芳教练当时的那些动作：比划左右手搭肩和双手交叉着抱肩等。这套遥控指挥法在中国选手战胜对手时起了很好的作用。

　　至于徐寅生对星野的“十二大板”，黄继辰说自己不仅记得工体全场观众山呼海啸般地欢呼、叫好，不仅记得徐寅生或发力或减力的十二记扣杀，还有徐寅生获胜后的表情。

　　“和现在运动员动辄振臂高呼的庆祝不同，那时候的运动员显得内敛很多。徐寅生赢球以后表情就很平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动作……”

　　死守机房

　　翻译电传稿

　　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中国乒乓球队更加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和热爱，两年后的第27届世乒赛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中国队的出征再度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及时播报了中国队的赛况，这可是新中国体育报道中的一次创举。

　　后来有报道说黄继辰是作为随队记者去采访这一届世乒赛的，但其实根据当时的国际条件和技术条件记者未能随团出国采访，黄继辰对于比赛的“延时直播”，原来是在新华社总社的机房里完成的。

　　前往布拉格采访世乒赛的只有新华社驻当地记者，由他通过电传机第一时间发稿——电传机对于如今习惯网络发稿的大多数新闻记者来说，都是未曾谋面的“老古董”了，这是利用光电原理传送讯息的传输设备，记者用英文发稿，及时传送到北京的新华社总社电传机上。

　　“我当时就在北京总社的机房里。”黄继辰说，他身边摆着一台通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的专线电话，前方新华社记者传来的每一条讯息，就靠他翻译后告知电台编辑。“这项工作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黄继辰解释说，即时翻译英语稿件有两个难点：一是乒乓球技术术语，二是人名，尤其是日本队员姓名，多亏了黄继辰长期采访乒乓球比赛积累的功底，他的延时报道有时候仅仅几分钟后就在中央电台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报了。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团体决赛那天，比赛时间恰好赶上早晨6点30分开始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黄继辰就是在新华社机房里帮助节目完成了三次战况报道：刚开始，播报女团已经荣膺冠军，中日两队之间的男团比赛“截至几时几分，中日双方战成2比2平”，这消息让收音机旁的听众们的心都提了起来；30分钟的节目结束前，捷报终于传来，中国蝉联男团冠军！国家体委发贺电表示祝贺。

　　朝阳里，结束了一夜工作的黄继辰踩着自行车回宿舍，此时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已经洋溢着国球胜利的喜悦。黄继辰说，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中国乒乓球队在连续两届世乒赛的优异表现特别鼓舞人心。

　　赶在巴西贺电前

　　召开会议扭转局势

　　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大赛，加上此前容国团在1959年世乒赛上勇夺男单冠军，“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肯定是有压力的。”黄继辰说，尤其是众望所托的容国团更是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压。

　　在男团决赛中，容国团先输了两盘，但是在关键的第八盘比赛中，他拿下最后制胜的一盘，从而使中国队5比3胜出。可接下来休息一天进入男单比赛，他的状态依然不稳定，居然输给了只有十六七岁的巴西小将考斯塔。世界冠军居然输给无名小卒！这个冷门震动了整个世界乒坛，外国记者迅速报出消息。巴西总统闻讯后第一时间给考斯塔发来了贺电。

　　中国队的反应同样神速。容国团下午输了球，队里马上就召开通气会，教练、专家合力分析考斯塔的打法特点，到了晚上的比赛由另一名中国选手胡道本面对考斯塔，结果胡道本出色地以3比0淘汰了考斯塔，让这匹黑马败下阵来。“到这个时候，巴西总统的贺电还没传到北京呢。”黄继辰笑道。

　　美男子 轰炸机 小公鸡……

　　李富荣绰号

　　南斯拉夫制造

　　现在有人以为，当年李富荣“美男子加轰炸机”的绰号是在第26届世乒赛一炮打响之后传开来的，可黄继辰说那是直到第28届世乒赛才开始叫的。先前李富荣因其个性十足的打法风格已经有了很多外号，比如“好斗的小公鸡”，到了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当地媒体才送他“美男子”称号，又因为他的打法凶狠，所以绰号扩展成了“美男子加轰炸机”。

　　“南斯拉夫当地人很喜欢李富荣，觉得他高高的鼻梁很像欧洲人，言谈举止也特别有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帅、酷。”黄继辰笑着说，“其实中国记者早就这么觉得，但不敢给他起这样的绰号，会被人说不严肃，那么既然外国人起了，大家也都跟着叫了。”

　　另一位名将张燮林的绰号“魔术师”，也是外国记者起的。张燮林的削球多变，让人捉摸不透，和劲敌日本队交手时不仅打得对手莫名其妙、连连失误，旁边观战的外国记者看得也是匪夷所思，“叫他魔术师，意思就是说他像舞台上表演魔术一样，让你永远猜不出接下来他能变出什么花样来。”黄继辰解释道。

　　国手都讲“上海闲话”

　　由于几十年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黄继辰能讲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还带点京片子味儿，但他却是个喝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人。黄继辰说，他的上海话在跑乒乓球时帮了大忙，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支中国乒乓球队里，上海话是第二通用语。

　　早在1950年代初期中国乒乓球队成立时，上海人王传耀、杨瑞华、薛伟初便是男队主力，此后则是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中国队教练傅其芳是宁波人，早年在上海生活，上海话也不成问题。教练、队员之间都用上海话交流，久而久之成了第二通用语，连北京人庄则栋也逐渐能够听懂。

　　黄继辰说，他通过观察比赛时教练和队员之间用上海话的交流，也能看出了每个队员不为人所知的性格另一面——一向潇洒的李富荣在比赛中间听教练指导时总是态度淡定，点头示意地应着，有时甚至不接话，看上去甚至有些漫不经心，等到一上球场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李富荣拼搏精神是最强的，不到21分决不认输。”黄继辰对此印象深刻。他记得李富荣十六七岁时有一次出访欧洲比赛，在面对当时欧洲冠军时前两局输了，第三局又是16比20落后，对手只要再拿一分就赢下比赛，但他硬是以23比21反超，紧接着连扳两局反败为胜。

　　徐寅生在黄继辰看来则有点儿“满不在乎”。

　　教练指导的时候他总是“好了好了，晓得了。”如果打好了教练表扬他，徐寅生也表现得轻描淡写，“唔啥好讲呃。”黄继辰觉得徐寅生之所以被人称为“智多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镇静和善于开动脑筋，打了好球不爱听表扬，打了坏球则抬头望天，没有多一点儿其他表示，让对手猜不透他的情绪。

　　日本球员两度做客总理府

　　在中日建交前，中日民间的体育往来就很频繁了，日本乒乓球运动员多次来华访问，都受到了友好接待。黄继辰曾多次采访日本乒乓球名将们。如今说起他们，黄继辰依然赞不绝口，因为除了球技，“他们为人都很谦逊、有礼。”

　　黄继辰从他的采访经历里知道，并非每支强大的外国球队都是谦逊的，“比如当年的世界冠军日本女排就骄傲得很，来华比赛期间双方球队参加登长城联欢活动，日本队员就不爱搭理中国队员……”黄继辰透露说。

　　不过日本乒乓球队员们并非如此，他们的谦逊有礼给中国观众和记者留下好印象，无论是女队员松崎君代，还是后来成为国际乒联主席的荻村伊智朗等，每个日本队员见到熟人都会主动打招呼，松崎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球打到挡板外别人捡起，她接球时都会鞠躬致谢。

　　松崎君代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球打得好，作风也好”，她先后两次被周总理邀请到中南海家里做客，被传为佳话。黄继辰说，有一次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日本队员他在场，那一次松崎君代对总理说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感谢总理，我们这些年到中国访问得到您的接见。在日本，我们的首相从不看我们比赛，也不会来关心我们。”

　　“以前得到您接见时拍的照片，我带回去挂在家里客厅，我的父母亲把这张照片引为全家最大的光荣，亲友、邻居们得知后也纷纷来我家观看，并且表示祝贺。希望总理有朝一日到日本访问时，能来我家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