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迷死亡意大利足坛被害：水平下降 投资匮乏

　　球迷事件再次突袭意大利足坛，受害者由警察换成了球迷，是警察开枪致使一名拉齐奥球迷身亡，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极端反应，让该轮意甲的三场比赛得到延期或者中止。但是，真正的受害者却不仅仅是那名名叫桑德利的拉齐奥球迷，而是意大利足球。

　　受害者之

　　看台环境日益恶化

　　极端球迷闹事的后果直接受害者是那些真正想在球场看球的球迷，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不得不令意大利足协和当地政府加大对球迷入场控制的力度。

　　想看球的球迷进不了场，那些想法设法进场的人，却在那里发泄滋事。球迷是足球场上的第12人，没有了球迷的比赛，这绝对是世界第一足球联赛的尴尬。每一次球迷事件之后，就是无比肃杀的看台，从最近几个赛季的意甲直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空空如也的看台和稀稀落落的观众，萧条的场面对电视转播构成了极大伤害。

　　铁丝网、钢化玻璃、甚至防暴沟等系列防护措施似乎都不能拦截住部分球迷的怒火了，更严重的是，现在的球迷骚乱事件，正在走向极端，正在从球迷与球迷之间的战斗，扩展到球迷与警察之间的战争了。

　　受害者之

　　竞技水平下降

　　曾经号称第一联赛的意甲，如今还敢号称第一吗？现在欧洲足坛的天平越来越向英超、西甲倾斜，在遭遇“电话门”重创之后，意大利足坛又陷入球迷骚乱的泥潭。

　　意大利足球竞争力和观赏性下降的第一表征就是，越来越多的球星将意甲当作了跳板，向更高更有吸引力的西甲和英超发展，老一辈的比如齐达内、贝隆、罗纳尔多等，最近的则是“电话门”之后的尤文球星的大逃亡，而卡卡等AC米兰甚至意甲的超级偶像也正在酝酿着逃离意大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意甲倒成了球星的养老院或者大牌球星的后花园，在皇马找不到位置的菲戈、罗纳尔多都在这里实现了“夕阳红”。

　　更要命的是，意甲在欧洲足坛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弱，除了AC米兰偶尔还能为意大利足球遮羞外，像国米、罗马、尤文这样的豪门，很难走出来自其他联赛俱乐部的围剿。在欧洲足坛没有竞争力、战斗力和观赏性，这是意大利足球联赛日益没落的直接体现。由此导致的更严重的后果就是，意甲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越来越多的资源从此抽离，从球员到资本整个足球链条，正在意大利发生断裂。

　　受害者之

　　外来投资匮乏

　　当英超大大小小俱乐部纷纷“国际化”，国际资本纷纷涌入时，意大利足坛的资本结构依然铁板一块，至少目前，不管是豪门还是中小俱乐部，还没有一家被外资青睐。

　　竞技日益没落、丑闻迭出、以及屡屡发生的球迷骚乱，已经让意大利足球越来越失去世界足坛的认同，联赛没有持续性，没有安全感，而这正是国际资本所忌讳的，当罗马、拉齐奥、帕尔马等多家俱乐部陷入资本危机时，没有一家能够得到国外资本的援助，这已经说明了一定问题。

　　再看看英超，曼联、利物浦被美国人收购，切尔西被俄罗斯人占有，阿森纳也有国际资本背景，像曼城这样的中小球会也被泰国人他信收归帐下，英超俱乐部无论大小都成了国际资本的第一收购对象。因为，那里不仅有收益颇丰的电视转播收入，还有世界足坛对其竞技认同，以曼联、切尔西为代表的豪门俱乐部已经成为英超的旗帜和标杆。

　　除此之外，英格兰拥有良好的球迷环境，他们的球场距离球迷最近，没有铁丝网和防暴沟，但那里几乎没有骚乱。英格兰“足球流氓”厉害，但现在他们越来越具有欧洲“游击队”的特点，在本土在英超，他们已经不再轻易犯案了。

　　分析

　　能否推倒这堵墙？

　　10个月之前，警察拉齐蒂倒在了球迷的炸弹之下，这次，倒在枪口之下的是成了球迷，开枪的人是警察。难道这是一个巧合？还是蓄意而为？不管这个不幸发生的事件是否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它依然可以被当作骚乱的借口和理由。

　　从古城阿雷佐附近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到亚特兰大火车站、再到亚特兰大阿特莱蒂·阿祖里球场，再到锡耶纳、帕尔马球场，意大利球迷与警察的对峙和冲突在短短时间内形成了一道连贯的火线，意大利国内到处是球迷抗议的声音和严阵以待的防暴警察，此时，球迷骚乱的主体已经由球迷和球迷转化为球迷和警察之间，成为球迷与政府之间的对抗，而这，才是意大利球迷骚乱走向极端的可怕之处。

　　一个拉齐奥球迷的死亡，能够迅速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应，不能不说祸根种在10个月前，警察拉齐蒂倒在了球迷自制炸弹之下，球迷将桑德利的死亡看作是警察当局的一次报复。因此，“以暴制暴”成为意大利球迷向警察宣战的行动纲领，桑德利之死将意大利球迷与警察之间战争引向深入。从此之后，球迷与警察的关系将成为敌人，球迷与警察之间构起了一道互不信任充满仇恨的铁墙。

　　然而，意大利足球不需要这道已经给他们带来累累伤痕的墙，他们需要的是纯净的足球环境和安定的比赛氛围，球迷和警察不应成为敌对双方，而能够推翻它的首先是意大利政府和足协做出的正确姿态，以及球迷期待看到的公平合理的处理办法。目前，警察当局当前最应该做的是团结大部分球迷，将他们与极端球迷分离开来，而非对立。（本报记者寇国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