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份的账目来看，生意还过得去。
以10日到26日为例，只有两天没有开张，最高的有时走货1700多元，17天累计走货8000元左右，按以五折的价钱出售计算，这段时间的货款大约为5000元，刨去导购的工资800元，结余在2000元上下。
至少眼前，对她来说生存不成问题。除了房租（艾冬梅两口子现在与人合租一套三居室，房租费为每月500元，但据说火车头体工队每月发给她320元），她的其他开销不大。
而且，在2006年末那场轰轰烈烈的“讨薪事件”中，她讨要到20万元工资和奖金，获得两家企业20万元捐赠，收到某厂家价值3万元的货品
实在不行，她还会继续用一下撒手锏：卖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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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海偶尔也招呼一下顾客，他爱说“不能低于六折，毕竟是专卖。”但对于熟人，老王却是客气得紧。
上来试衣服时，卖文具的小伙子少给了十块钱，不小会儿就回来补，但提出想换件衣服。艾冬梅应允了。紧接着卖相框的老婶子也二次造访，说她拿的这件跟另一个卖相框的老李拿的是一模一样的，这让她老公看见了不好。艾冬梅也陪着笑答应了。老婶子第三次来时，带着她柜台的营业员，要给这小姑娘也挑一套。可这小姑娘天生不太适合穿运动装，试了两套，穿到最小号还叫唤“太大了”。此时，艾冬梅已经继续“斗地主”了，偶尔抬下头，插一句：“妹子，你穿那套挺好看的，不大。”折腾了差不多一炷香的功夫，终于送走了一老一小俩祖宗。艾冬梅有点不高兴了，嘟囔着：“这不赚钱还惹麻烦。”
她没想到，麻烦还没完。
摄影师在给艾冬梅拍照时，先前来换过一次衣服的小伙子又回来了，这次他叫上了老王和他们一楼的大堂经理，老王和大堂经理走在前，小伙子跟在后；老王直截了当地说，那个衣服有问题，人家还要换。
艾冬梅挂不住了，脸色一下子沉得厉害。
导购在那边给人调换衣服，艾冬梅这边在镜头前笑得更加勉强了。等大堂经理和卖文具的一走，艾冬梅就跳到柜台前看那衣服到底有啥毛病，她的结论是——就一根线头。
老王不同意，指着衣服边缘说：“这里明明脏了，是穿过的。”
艾冬梅火也上来了：“怎么可能，刚刚拆的袋子。”
两人的调门都不低。艾冬梅委屈得不行：“他都折腾多少次了，这次又叫你又叫大堂经理的，啥意思啊？！”
“人家就是不好意思才跟我说的。你衣服没问题人家能闲着没事折腾啊？！”老王甩下几句狠话，下楼去了。
摄影灯经过柔光伞，温暖地照耀着，可艾冬梅却只是在尽力配合，怎么也灿烂不起来，她的“没心情了”全部写在脸上。
“ 想过自己适合做生意吗？ ” “ 没想过。”“那想过自己适合做什么吗？”“也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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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资助过的艾冬梅，邹春兰总觉得，毕竟在北京，过得应该比咱好吧。距离北京千公里外的长春，已雪飘过城。
1 1月1日下午，邹春兰的洗衣店里阴阴的，阳光被街对面的高楼遮挡，有点冷。
“我以前是举重运动员。退下来之后不知道做什么，想着自己在体工队时跟队友互相搓澡，我也只会搓澡了，就到长春找了份搓澡的工作。后来人跟我说应该去找体工队讨个下岗证和一个说法，我就去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我就找了个律师，律师把这事又告诉了记者，记者写出去，大家就都知道了。”邹春兰跟新来的洗衣工韩姐如此介绍自己。
从租下这门市房到现在，已经一年半；韩姐是邹春兰找的第四个还是第五个洗衣工了，以前最长的干过半年。
“招工是我最上火的事情。前一个嫌挣得少，跑去割稻子了。”
邹春兰夫妇、洗衣工韩姐、前台小吴、熨烫工、修鞋女人，在这个时候通常已经干完了手上的活，清闲下来就聊聊天。
洗衣店的一角，划给了一个带着四岁男孩儿的修鞋女人，这样邹春兰每月可以分担出去500块钱房租，因为从今年起，吉林体育局不再为洗衣店付一年33000元的房租了。
下午四点多钟，浩浩荡荡来了几个人，开着车，拉来一大堆的椅套、衬衫、床单、打口布，过道的空隙上很快堆满了。这几个人来自山里，是被邹春兰称为“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的人。冬天来了，封山了，这些衣物洗完就要封存起来待明春。去年的这个时候，高尔夫球场的这单生意也是给邹春兰做。据说，球场试过别家，觉得毛巾洗得不够软，就改到邹春兰这里。夏天是洗衣店的淡季，幸亏有这个高尔夫球场大批的浴巾送来，这一项就是一季20000多块钱的生意。洗一条浴巾一块钱，扣除成本，净赚的也就只有几毛钱，但邹春兰总是说，现在便宜点，能稳住顾客，开洗衣店就得熬年头，靠回头客。
“年头越久越好过”，这是支持邹春兰坚持下去的最大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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