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联赛"守门"黑发守成白 "中超教父"的足球人生

　　■今年60岁的郎效农一直是独身；■谢亚龙调侃郎效农：你就是要把我搞下课；■2007年，他一个人保卫了中超；■经常出现口误，同事戏言要发起“乌龙山剿郎记”。

　　编者的话：2007年临近尾声，中超将告别一个最熟悉的名字和最坚定的捍卫者：郎效农。

当谢亚龙上周宣布马成全接任中超委员会秘书长的那一刻开始，郎效农的职业足球生涯就已经打上休止符。这一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在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最近足协内部不少官员以及多家中超俱乐部领导纷纷希望足协返聘这位中超联赛的开山鼻祖，甚至有消息说各中超俱乐部的老总们已开始在碰头，准备以写联名信的方式挽留这位大家敬重的“中超教父”。那么，郎效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请看———

　　功绩

　　2007年，老郎保卫中超

　　郎效农的足球人生，简单而纯粹，他就如同一把锋利的战刀，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所爱，毫不留情地挥向对手。“刀郎”，并不仅仅是一位通俗流行歌手的符号，也是郎效农的人生写照。但是现在，中超再无“刀郎”。

　　如果说2004年平息“G7风波”，郎效农是和足协同事们并肩作战，那么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当他面临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南北分区”时，他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

　　8月7日的中国足协中层干部会议上，中国足协决策层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明年中超联赛实施南北分区赛制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了联赛部门工作人员的激烈反对，其中郎效农的反对声最大。当夜，郎效农奋笔疾书，就反对实施南北分区赛制、中超继续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直接向国家体育总局分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崔大林上书，陈述了自己反对实施南北分区赛制的理由，并且提出了继续实施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后2008年中超联赛的赛程编制方案。

　　随后，崔大林表示自己支持郎效农的意见，也反对南北分区赛制方案，南北分区赛制计划是中国足协决策层自己提出的。8月10日下午，崔大林来到中国足协，和中国足协决策层开会，彻底结束了南北分区赛制颠覆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的想法。继2004年下半年那场闹剧，郎效农再次站在了捍卫中超赛制的最前线，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这次自己的“斗争对象”竟然是顶头上司。

　　南北分区风波平息之后，谢亚龙和郎效农之间曾经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调侃式对话。现在看来，老郎从那时就被打上了休止符。谢亚龙半开玩笑地对郎效农说：“你就是要把我搞下课。”郎效农回答：“谢主任，你是司局级干部，你下不下课是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决定的，不是我郎效农决定的。”

　　经历

　　郎效农生于1947年10月7日，在现在的足协里，他经常被人称作“郎叔”。出生于北京的郎效农，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新时代。到“文革”的时候他也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离开了学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那时候，“郎叔”在陕西省侯马附近农村下乡。1970年开始，郎效农被召入宁夏足球队，司职守门员。

　　1978年，郎效农31岁时候退役。退役后的郎效农被分配到宁夏体委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和著名教练徐根宝是同班同学。1990年北京举行亚运会，郎效农被中国足协从宁夏借调到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从此留在了北京，在中国足协工作。

　　1992年中国足协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郎效农也跟随马克坚、李传琪等开始投入职业联赛创建工作，从1994年开始他在职业技术部负责联赛管理工作。1995年，郎效农和张健强、蔚少辉一起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两年后他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从1998年开始担任竞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2001年年初中国足协中层干部轮岗，“郎叔”被调离联赛管理部门，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中超联赛，“中超教父”的称呼就是从这而来的。2003年年初中国足协再次轮岗，郎效农重新担任联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

　　2004年中超联赛推出，但是下半年北京国安队联赛中罢赛，部分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试图改变联赛体制和机制。这场风波把郎效农推到了捍卫中超联赛现有体制和机制，捍卫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主导地位的斗争一线。在这场风波里，郎效农受到了极大冲击。这场风波从10月初爆发到12月结束，郎效农的头发从黑色变成了灰白。2005年到2006年，中超联赛在低谷中艰难发展，但是局势相对平稳。2006年年底，中国足协中层干部再次轮岗，郎效农因为在接下来的聘期内退休，没有参与竞聘，从联赛部主任职位上退了下来，只担任了中超委员会秘书长。

　　生活

　　从家到足协就这么两点一线

　　郎效农的生活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家到足协的两点一线。现在他住的那个所谓的家，其实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因为一直独身，郎效农现在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但是这两天，郎效农准备把自己的东西都搬回位于刘家窑的自己家中，“先得把那边好好收拾一下，要不然东西都没地方摆了。”

　　这套足协分配的房子，差不多已经闲置了十年。足协的同事经常调侃郎效农：“老郎，你这就是资源浪费，资产闲置啊！要不我们帮你中介一下，租出去算了。”但老郎总是摇头，“就这样挺好的。”

　　老郎孤独大半辈子没娶媳妇，也是因为“固执”。关于他的爱情故事有两个：一是当年在宁夏队支边踢球时，跟一个漂亮的北京姑娘好上了，但是当年回城的指标要排队，老郎将指标让给了她。但是北京可能太大了，她一回到北京，老郎就“找不到”了，这让老郎再也没有别心思去恋爱。二是在回北京后，朋友们又给老郎张罗了一个，据说此人最后又是离开了他，于是他彻底断了念想。去年一个朋友的亲戚是个北京某学院的女教授，也是孤身未婚，她听说过老郎，想认识他，于是通过朋友约他，但老郎坚决不去，最后他甚至生气地对中间人说：“你要再说就把你轰出去。”

　　郎效农的正直和洁身自好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有一位和郎效农关系很熟的俱乐部负责人，曾给老郎送过一张银行卡。但老郎问清情况之后，当即把银行卡退了回去。更有意思的是，某年联赛工作总结会，一俱乐部负责人偷偷把一款最新式摩托罗拉手机放进老郎下榻宾馆的房间。老郎发现之后，因为当时无从归还，只能上交给了足协综合办公室。最后，这台手机成了足协当年春节联欢会上的最酷奖品。

　　足球评论员李承鹏曾有一句很有趣的评论：“郎效农也许是足协官员中唯一没有洗过桑拿的。”老郎听说之后，皱起眉头仔细想了一番：“我记得我是蒸过一次的，蒙在一个小屋里憋气，没啥意思。”他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洗桑拿，他觉得那样蒸发自己就是一种煎熬。

　　口误

　　“乌龙山剿郎记”都是细节惹的祸

　　郎效农的本职工作就是研究联赛体系和制度，这就要求他以宏观的眼光和规律的态度来看待事物和问题。在把握宏观的同时，老郎经常会忽视一些细节，包括经常会发生一些口误现象，经常被记者和同事引为笑谈。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03年初。当时足协和各俱乐部在深圳召开联赛工作会议，按照一般程序，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郎效农首先要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也许是连日准备会议材料让老郎过度疲劳，他一张嘴就全忘记了：“今天参加会议的有……”对“阎世铎”这三个字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一旁的杨一民赶紧出来打圆场：“郎部长工作太累了。”事后老郎回忆，“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中超G7风波之后，某电视台电话采访郎效农。正忙于工作的老郎没好气地回答：“XXX，这问题不应该问我！”节目播出的时候，“XXX”这句粗话并没有被剪辑掉，而是随着后面的采访一同播出。看了节目的记者和同事，隔天都询问老郎，“怎么那么不小心，又掉到陷阱里去了？”前不久还有篮球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谁是第一运动的问题，老郎脱口而出：“姚明？易什么联？是谁我都不知道！” 网上对他骂声一片。

　　由于老郎经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口误，因此大家都拿足球场上的“摆乌龙”来形容郎效农，并且表示要展开一场“乌龙山剿郎记”，帮助老郎消除口误。所谓“掉到陷阱里”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

　　兴趣

　　香烟、金鱼和看报……

　　郎效农独身一人，除了足球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如果一定要算的话，养金鱼、看报和抽烟是老郎的最大嗜好。

　　看报读书是郎效农业余时间最大的消遣。每天下班，他总是要细心整理好当天的报纸，《参考消息》《环球时报》一一收齐，带回去细细品读。老郎最关心军事方面的新闻和动态。

　　老郎不喜欢喝酒，也不大能喝。烟则是老郎的贴身物品，最喜爱的就是万宝路。从1994年万宝路赞助甲A联赛以来，郎效农一直是万宝路坚定不移的消费者。某种程度上，这小小的香烟上也寄托着他对中国职业最初的美好记忆。 (综 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