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洪涛：我做女足新闻官的日子

　　疲惫的世界杯让我得了“幻听症”

　　看完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王朔说张艺谋就是一“搞装修的”，言外之意就是这部电影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有浮华绚丽的外部表象，我想，能“装修”成这样也不是一件易事。

　　对于新闻官来说，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要有原则，要有讲究，而且出现问题时要伺机而动，不能坐以待毙。从阿尔加夫杯之后到现在，中国女足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媒体抛出的舆论桎梏逐步创建了相对和谐的外部环境，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世界杯最后一战负于挪威队之后，媒体非但没有像过去那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大棒”伺候和落井下石，而更多的是掌声、鼓励和宽容，同样是跟各方面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那场比赛之后，我收到了无数条来自媒体记者和朋友的短信和电话，没有一条是批评中国女足的，都是为女足最后的悲壮出局表示悲伤和理解，而且都认为中国女足是有前途的。一位山东的老记者给我打电话说，“放心吧，我永远是中国女足的旗手”。这位老记者还跟我说，上次在世界杯期间给他安排的一次对多曼的采访，事后那篇稿子得了报社的一等奖。

　　中央电视台的老朋友宋欣也给我发来短信说：“女足不容易，放心吧，我们全部是正面报道。”说实话，那场比赛之后，我才真正知道了半年多来工作的价值，通过之前的舆论铺垫和姑娘们半年来积累的激情，中国女足虽然没有在世界杯上收获成绩，但却收获了认同和支持，我想这对于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女足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至今我还保存着各大报纸在中挪之战之后的评论，全面飘红，没人骂娘，更没有“送终”似的恶评，舆论形势一片大好。对此，当时一夜未合眼的我颇感释然。第二天，我给一些相熟的，在世界杯期间一直支持中国女足的记者朋友们发了感谢短信，正是他们的支持才使中国女足在世界杯期间保持了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也让中国女足这次悲壮的出局成了一座丰碑。我记得中央台的刘建宏在回给我的短信中说：“爱玫瑰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一直支持她。”《足球报》总编辑刘晓新回答得更干脆：“应该的”。正是有了这些朋友们贯穿始终的支持，才让没能获得圆满结果的中国女足的世界杯故事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这个结局是由你，我，每一位教练员、球员和工作人员，每一位球迷，每一位记者共同创造的。

　　其实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冷眼旁观者，这不足为奇，我能理解。之前，就有一位朋友说我是“漂白剂”，把“黑的”“漂白”了，我都只是付之一笑。事实上，女足就没有繁荣过，又怎么谈得上虚假。我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无不是站在球队的角度，为了整个球队每个成员的利益。我希望让人看到的，写出去的是每一位职业的教练，每一位辛勤的工作人员，每一位为足球事业和国家荣誉拼搏的球员，一个团结和谐的团队，而不是那些蝇营狗苟和无形中被无限扩大的问题和矛盾。这就多了一层“包装”的意境。

　　对于这支球队中的每个人，不同的记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印象，而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始终接受我的观点，因为只有我跟他（她）们是最近的，这是一个新闻官的职责。谈马晓旭，我不希望他们过于关注她为什么不进球，或者耍大牌，谈李飞宇，我都会说他其实干工作是把好手，甚至当有人大骂中国足协领导之时，我也会劝他们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想一想，多点换位思考。李承鹏在一篇稿子中曾经这么写过：“一位优秀的让我佩服的记者当了女足新闻官就不会正经说话了”，我也只是哈哈大笑。没办法，那时我的身份是女足新闻官，我必须恪守新闻官的职业操守，一言一行都是从团队的整体利益出发。不过，现在回归老本行，也许视角和立场会有所变化了吧。

　　“新闻官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上战场”，这是当初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一句话。在4月份和世界杯期间，我愈发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真正意义。如果只把职能局限于陪着球员教练去采访，新闻官存在意义也就不大了。在球队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合理引导和把握舆论方向，保障球队利益不受损害，或最大限度地为球队服务。

　　世界杯就是战场，球队的前途都是未知的，成功和失败都可能是一念之差，其间也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我曾经跟一个队员说过，赢球跟我无关，可要输了我就忙了，我就是“料理后事的”。

　　这届世界杯的经历真的让我一生难忘，四场比赛让中国女足的每一位成员始终在天堂与地狱间辗转徘徊，经受着炼狱之火的烘烤和煎熬，而在二十几天时间里出现的不少突发事件，也把我再次推上了前线。现在提起世界杯开战后的那些不眠之夜里发生的故事，我仍旧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中国女足在世界杯上打了四场比赛，没一场让我踏实地睡过一晚上好觉的。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围绕中丹之战的各种传闻开始漫延，当时我觉得不管真假，这些东西对于女足备战剩下的比赛是一点好处没有的。这时候就要左右媒体的唇舌，让他们不热炒，不瞎炒，弃小利存大义，一切要确保中国女足在稳定的外部环境下打好剩下的比赛。那一段时间，各种议论消息满天飞，作为新闻官的我也成了记者们轰炸的主要对象。那个时候我有3部手机，竟然全都成了热线，有时候不得不用3部手机同时回答3个人同样的问题，向记者们阐述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他们的支持。连续两天我都是水米没打牙，光拿唾沫星子充饥了。更难受的是，我患上了“幻听症”，一天24小时耳边都是手机铃声，可有的时候，手机根本就没有响过。前几天我刚刚收到中国电信给我寄来的世界杯期间的手机账单明细，满满十页纸，金额1600元。

　　与新西兰队的第三场小组赛也没让人消停。因为台风影响，中新之战要早于同组的巴西与丹麦的比赛，这实际上有违公平竞赛精神的。谁都知道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必须同时进行，才能确保公平竞赛。中国队的出线前景再次蒙上阴影。晚上碰上多曼的时候，多曼向我瞪着一双诧异的眼睛说，国际足联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即便是在男足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变化当然对中国队不利，打乱了备战计划，也肯定给球员的心理造成影响，最后的结果实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支持当然十分重要。我的手机又成了热线，我又开始不停地跟媒体进行沟通寻求支持，大多数记者都对中国女足表示声援。在那天夜里，天津喜来登酒店大堂吧里，多曼与皮娅和几个朋友在有说有笑地聊天，而就在她们旁边，我与几位记者朋友们还在为这次赛程更改可能带来的影响忧心忡忡。

　　在第二天的报纸网络上，中国的媒体几乎全部声援中国女足，希望国际足联必须保证最后一场比赛给中国队公平竞赛的环境。正是迫于各方的压力，国际足联重新调整赛程，两场比赛才得以在同一时间进行。中国队最后以2比0击败新西兰，巴西则在杭州以1比0击败丹麦送中国队进入八强。“水滴”球场成了欢乐的海洋。赛后新闻发布会开始前，我告诉多曼必须在发布会上感谢中国的媒体，他们在关键时刻全部站在了中国女足的一边。多曼走进新闻发布厅时，全场仍旧响起了掌声，我知道这是送给中国女足的，“首先我要感谢中国的媒体，正是由于你们才让中国女足在最后一轮有了一个公平竞赛的环境。”多曼如是说。

　　在得知我已经离开女足新闻官的工作岗位之后，我的朋友、新华社记者马邦杰特地打来电话慰问，他还回顾了中丹之战后在武汉明珠酒店我们之间的几次对话，“要不是你，当时我们可能要调查个底儿掉，我相信你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