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足副总解读新法：难顾边缘球员 不改行空间小

　　就在郎效农起草的《中超足球俱乐部运动员工作合同》范本出台前，中国足坛又爆出一起血案：辽籍球员王林和曹晨被出租车司机刺伤。对于这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俱乐部依托，归属关系不清，而他们还处在当打之年，这无疑又是一场足坛悲剧。

　　王林、曹晨被刺所引发的话题不由得让人深思：中国足坛上，类似王林和曹晨尚处职业足球边缘的球员还有多少？谁来保障他们的利益？显然，在现行中国足协的规章制度中，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职业边缘人物阵容庞大

　　在没有发生血案之前，外界对王林和曹晨的名字恐怕比较陌生，相对来说，曹晨因为曾入选国青队要比王林的知名度高一些，随着王林和曹晨被刺事件被披露，中国足坛也掀开了冰山一角：这样的半赋闲、半踢球的队员还有多少？

　　辽足俱乐部副总刘春义，曾执掌辽青俱乐部。他对于王林和曹晨这样的事件很有发言权。“中国足球人口在减少，但半失业、半职业的球员数量却在增大，每年各家俱乐部都要淘汰掉一批队员，这些人如果转会不成，没有其他出路，只能落到踢野球或者长期疲于试训的状态中。”刘春义说。

　　对于唯成绩论的俱乐部，基本都是“能者上、庸者下”，“正常情况下，因为能力的原因，如果俱乐部将某位球员弃之不用，那么这名球员前途可能就非常渺茫了，像合同、保险这些待遇就更谈不上了，因为，俱乐部和他解除了合同关系。”刘春义以多年的经验分析。

　　真实生活现状让人担忧

　　没有职业联赛可踢，摆在职业边缘球员眼前的问题并不少。通常来说，像王林这样的球员在联赛中鲜有出场机会，进入职业化联赛，他们并没有挣到什么大钱，而在中国足球圈这个大染缸里，难免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至今，王林仍躺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病房中，踢球时没有高收入，而王林治疗所需要的庞大支出只能由家庭承担。王林的母亲是一位下岗工人，父亲的月收入也仅仅在千元左右，以这样的经济条件去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王林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为了救治儿子，王林的母亲王英女士甚至准备将不足40平方米的单间房产证作为医疗费。

　　除了王林，类似的球员遭遇还有很多。2005年，前辽足球员刁斌将老东家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辽足违规收取了其10万元训练费用，此事发生之前，在联赛赛场上，刁斌的身影几乎很少出现，即便是现在，刁斌在足球圈中也很少见到。此外，袁哲、张考、王刚、刘斌等一些有特点的球员，也因为俱乐部将其挂牌，无奈地漂泊在国内其他俱乐部，如今都处于赋闲状态。

　　不提前改行选择空间小

　　中国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体制决定了球员的发展道路。一般情况下，球员都是从小集中培训，文化教育的缺失是无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踢球踢到一半无奈地被淘汰下来，因为文化程度低，可选择的空间十分有限。

　　刘春义认为：“像郑智这样踢出来的队员简直太少了，而当年我们培养球员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不收取任何费用。而现在的部分足校和俱乐部梯队都收费，选择踢球的家庭大多贫困，交完费用却没有成才，家庭负担更重了。”

　　刘春义表示：“像半职业、半失业的球员群体中，在踢球时应提早做准备。比如，家长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如果及时与教练沟通，预感进入成年队难度太大，必须趁早在文凭上下功夫，利用体育专业的优势，向大学转型，这样，毕业之后，在社会上谋个职位，至少比什么都不学要好得多。”

　　中国足球的盲区

　　在阎世铎在位时，中国足协曾提出了大力培养青少年足球的方针。但当时“口号”明显大于“实际”，再加上一些俱乐部的漠视，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球员提前下岗，而且，这些球员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2002年时，中国足协曾经组织各个俱乐部进行预备队联赛，此举也是在促进各家俱乐部梯队化建设力求完善，不过，最近几年，预备队联赛成了各俱乐部的鸡肋。现在，中国足协每年有两次各俱乐部的梯队比赛，而某些俱乐部对此都是应付了事，这也间接造成了足球失业人口的增多。

　　以现在的足球培养机制，“1999辽小虎”、“杜震宇黄金一代”模式都很难出现，在功利足球主义盛行的今天，“王林、曹晨式的悲剧”难免不会再次出现，而如何填补这个盲区，也成了中国足协眼前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 记者 姚国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