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消除灵感,最能隔绝创意,最能摧毁天才。”普鲁斯特这样描述势利。
1922年5月18日,在巴黎克莱贝尔大街最奢华的马杰斯蒂(Majestic)大酒店的晚宴上,斯特拉夫斯基、佳吉列夫、毕加索、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都是座上宾。
可以想象,这个派对绝对不是由里奥·费迪南德主持的,放的不是巴里·怀特的音乐。
乔伊斯醉酒,便远离众人;普鲁斯特迟到,但他取悦了所有人———除了斯特拉夫斯基,因为普鲁斯特想同俄罗斯作曲家分享自己很推崇的贝多芬晚期四重奏。“比其他的都烂!”斯特拉夫斯基怒骂。显而易见,这样的交谈不会出现在曼彻斯特某豪华酒店里举行的曼联圣诞派对上。
值得一提的是,曼联球员自有高级品位———不是谁都玩得起4000英镑一位的狂欢的。奢侈得有点不真实吧?但如果你每周赚15到20倍这个数目就不会这么想了。这些钱能保证你尝的每一瓶香槟都在500英镑以上。
噢,我们多么嫉妒有钱的球员啊!还没有其他什么事能比他们的薪水更能引起民众义愤的。他们自以为是全能的主,就是没有给我们赢一座世界杯。
似乎很荒谬不羁,如此年轻又没有丝毫接近中产阶级的出身的人却拥有这么多钱。这些钱给你或者我都能有更大用处,买下《尤利西斯》的一版,请一支乐队在真正高雅的派对上演奏贝多芬,用心品尝水晶香槟。即使我们的品位再不济,也能比这些腰缠万贯的球员更懂得使钱。
当我们判定那些比我们有钱的人就是有罪的时候,嫉妒从未远离。而当一个英格兰人批评别人花钱的方式时,可以确定嫉妒和势利也交织在一起了。
谁不想看贝克汉姆婚礼的照片?我们有权利去看:它既欢闹又是难以置信的粗俗,让我们感觉不是高傲就是卑鄙。但穿着白西装坐在王座上的贝克汉姆的确看起来确实很蠢,能忍住不笑都很好了。
对其他阶层的富人,我们并不像仇恨球员这样仇恨他们。我们能接受把噪音当流行的歌手赚大钱,却总是喋喋不休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夜成为百万富翁。对球员来说,有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讨厌他们有钱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在过去,大部分球员到了四十岁就捉襟见肘了。限薪制只在1961年出现过一回。我们讨厌他们有钱,因为他们太年轻;我们讨厌他们有钱,因为他们只靠踢球就能赚钱,而踢球就是一个玩乐,很多人还要给钱才能去踢球。
最主要的一点,我们讨厌他们还因为球员也是工薪阶层,在曼彻斯特发生的一切也是工人们的夜市消遣:痛饮,欢舞。因为钱的魔力,水晶香槟取代了啤酒,地点由酒吧变成大酒店,手不是空着鼓掌而是搂着美女,还有保安在外头站岗。但本质上还是和工人们的欢饮无甚区别。
这刺痛我们了。钱让这些工薪阶层的小混混变质了,虽然它只是让他们变得富有。它摧毁了我们对生活的满足感,对别人无端占有大量财富,以及贫穷的滋味,让我们的英格兰阶级意识变得混乱。英格兰文艺作品里,充斥着大量关于家财万贯或者功成名就之人不能摆脱粗俗之举的故事,在简·奥斯丁和詹姆斯·邦德里,在金斯利·艾米斯和查尔斯·狄更斯里。
我们必须找一些怨恨球员所得的理由,或者说是为发泄我们的势利和嫉妒。最终总结出,这群“饮食奢侈的”、“被宠坏宠烂的”人因为财富太多而变成次等球员,因为他们可以追求的少了,因为球员们不再“饥饿”。
但这对庸才来说是真理,对天才球员就不适用。对天才的运动员就不能以纪律束缚,如迈克尔·乔丹。费迪南德也许是个下流胚,但看过他上星期为曼联踢球的人也不能否认他是个好球员,他踢了一场出色的比赛。贝克汉姆为英格兰打平希腊那场球登场时,已经是不止有几倍百万富翁的家产了。他在困境中没有放弃,他没有告诉自己输了也没关系,虽然他的钱已经足够多了。
球员得到高薪因为价格比率在提高,你也不能期盼球员自己去争取降薪。足球是一个有钱的运动(至少在顶级联赛),因此球员也要富有,成交。
钱本身不是恶魔,把钱放进口袋的人才是恶魔。同样,钱不会改变人,它只会让你感觉很特别,因为常理不再适应于你。让人变坏的诱惑无处不在,对出身高雅端正的富贵家族的人是这样,对球员也是这样。
或许曼联球员是又惹上强奸官司,又或许是某种恃财自傲。我们还不得而知。强奸有罪,有钱无罪,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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