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强：足协制造"杜伊神话" 张建强是干事业之人

　　在中国足球界，他是一位另类人物。在中国国家队当翻译，他在足球场上大声疾呼的风采甚至超过当时的主教练；在中国足协当官员，他干了5年却创造了中国足协50年来的第一次，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辞职的官员；复杂的体育圈，“政治幼稚”的他在中国足球失利时给体育总局写公开信，要求体育总局领导“破除专业足球体制，给中国足球的明天一个答复”；在电视里当足球评论员，他会为了一个观点与另一位“名记”李承鹏现场吵翻，能“真急了”“真骂起来”；而今天，他又是国内首家海外上市教育企业“新东方语言培训学校”的太原分校校长。

　　足协官员、国家队翻译、足球经纪人、足球评论员、外语教师，这些身份的背后是怎样的一个谢强？他将说出中国足球怎样的秘密？

　　足球“小强”的三级跳

　　3月9日，午后，春光明媚。

　　走进繁华的太原柳巷，到了新建的购物中心铜锣湾广场后面，某栋僻静的写字楼二楼，谢强的新办公室。他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成为了新东方语言培训学校的太原分校校长。

　　他这天穿了件白色休闲衬衣，外面套了个黑色的小款休闲西服，就像刚从某个写字楼里走出来的白领那样清爽。用太原话来形容是个“精干后生”，这与印象中狂狷激愤的足球评论员相比有些差距。这个外表有些文气的人与争议颇多的中国足球联系在一起，有些不可思议。这要从谢强的经历说起。

　　谢强

　　从小是个球迷，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他与足球结下不解之缘，不但喜欢踢，还喜欢写“评论”。小学五年级时，他就曾试着为《足球》报投过稿。1985年中国冲击世界杯主场意外输给香港队，他还写文章为当时的主教练曾雪麟辩护。高考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翻译专业，成绩一直列学校前茅。毕业前，一个选择放在了谢强面前：中国远洋进出口总公司来校招生录用了他，中国足协翻译处来北外招实习生也录用了他，一个是正式的工作，而另一个是实习单位。

　　最终，兴趣爱好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选择进入足协实习，实习期满后，以良好的表现留在足协，“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所有国字号男队的翻译和外联工作都交给他负责”。1996年6月他正式进入中国足协工作。

　　球迷谢强进入了足球圈。

　　1997年10月，被称为史上最强的一支中国国家队——“戚家军”又一次冲击世界杯失利，兵败大连金州，“外教”又一次提到了中国足协的讨论议题中来。1998年春天，英国人霍顿成为中国国家队主教练，重新担负起中国人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梦想。谢强，作为霍顿的专职翻译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

　　在霍顿执教国家队、国奥队的两年多时间，谢强成为对中国足球极具发言权的人物。正是他专业准确、机智幽默的翻译让霍顿在媒体面前常常妙语连珠，让霍顿和队员几乎是无间沟通。他在场边大声疾呼的镜头被人们深深印入脑中，国内媒体这样评价，“霍顿不一定是最好的外籍教练，但谢强一定是中国最好的足球翻译。”

　　他的身份不单单是球队的翻译，球队出国打比赛，因为语言和风俗习惯方面的专业知识，谢强更成了全队衣食住行的“总管”。连郝海东、范志毅等“大腕”球员都尊敬地称他为“领导”。

　　翻译谢强成为了足协的“官员”。

　　2000年年初，因为中国国奥队冲击奥运会失利，霍顿被迫下课。胜王败寇原本也是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一位热衷于赞霍顿、捧霍顿的足协处长这次成了倒霍运动的急先锋，在报纸上发表所谓“霍顿的十大罪状”。性情耿直的谢强无法忍受这种是非不分的观点，在媒体上发表《再说霍顿》，驳斥自己的顶头上司。

　　接着他给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写公开信，指出中国足球体制问题。随后，他递交了辞职报告。

　　2000年年初，谢强离开足协。他是中国足协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辞职的人。之后，他当过俱乐部的足球翻译，成立过自己的足球经纪人工作室。最终，他选择当一名外语老师。

　　2001年，“老师谢强”成了他新的身份。离开了中国足协，但并没有离开中国足球，他仍然在为足球而兴奋着。他在报纸、电视、网站上开专栏、做嘉宾、写博客，成为了中国著名的足球评论人。

　　对自己的足球评论，他这么看“我自己是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角度，我更关注足球背后的人，我是另外一种声音”。就这样，和他的采访从人开始聊起。

　　关于中国足球里的人

　　女足主教练伊丽莎白和女足领队张健强

　　山西晚报：“迟到事件”中，领队张健强先强硬批评主教练然后到今天辞职，外人看起来云山雾罩的，很多人怀疑这是足协内部的阴谋，这里面有阴谋吗？

　　谢强：这次应该没什么阴谋，张健强在足协是个干事业的，他长期分管女足联赛，对女足感情很深。我跟他共事有些时间，我知道他是觉得女足这样的状态不行了才发火。这次事情绝对是张健强的个人行为，因为他在足协里足够硬，他用不着在别人的授意下做事情，他自己就是个爷，他在女足七八年，明白女足的底子，你看很多队员不也发表跟他一样的看法了吗。他完全是特别真实地表现自我的观点。

　　这次是伊丽莎白太过分了，可能圈外人不太理解，觉得主教练迟到不算什么大事，是不是故意要制造矛盾。但球队的规定就是这样，一般都是提前10分钟到车上，任何一个人迟到了都要受处罚，有可能严重到马上除名出队。作为一个职业教练员，这样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所以你给队员和领队的感觉就不是一个迟到的问题，而是你不尊重我，你看不起我。

　　土帅和洋帅

　　山西晚报：观察中国足球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主教练问题上，如同坐庄一样，一届土帅，一届洋帅，土帅失败了就换洋帅，洋帅破灭了就换土帅，你跟过戚务生，也跟过霍顿，土洋都经历过，你觉得哪个最好？

　　谢强：我从一个中国球迷的角度来看，都一样，是都一样差。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以结果论证水平的。从结果看，外国教练并没有做的真正比中国教练好多少，别以为我做翻译就一定向着外国教练。其实除了米卢，其他的都一样。而米卢的冲出去是因为没有沙特、韩国、日本、伊朗，当然还包括现在的澳大利亚（笑），这么多中教外教，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戚务生好，那米卢应该也好，如果说米卢不好，戚务生也应该不好。米卢还输给朝鲜呢，杜伊还3:1赢了呢。但从球员的角度看是另外的感受，目前球员给予最好评价的教练是霍顿。现在郝海东、张恩华他们说起来，也是说霍顿的执教最好。

　　按理说是米卢带他们打进世界杯的呀，他们怎么会说霍顿的好呢。我讲个小故事，1998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先从广州飞到泰国，然后从泰国飞到苏拉塔尼。那天我累得不行，当时球队里就我一个人，又得当翻译，又得负责后勤什么的。当中国所有的教练员，领导站在那和大爷似的，霍顿当时就走过来问我“CanIhelpyou（我能帮你什么）？”我内心就一阵感动，其实主教练才是球队最大的爷，他甚至比那官员还大，就像一个导演一样，决定了团队里每个人的命运。他来帮我分钥匙，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特别平等，搞技术的人要尊重搞技术的人。

　　山西晚报：前任国家队主教练朱广沪呢？他好像是有史以来批评声音最大的一届主帅了。

　　谢强：这里面我觉得有中国民族的性格在里面，一直对洋人高看一眼，你同不同意？同样的很多事情，如果现在是朱广沪在干着呢,可能就比较麻烦。但外国人一弄，可能就没什么争议。他身上承受了许多他不该承受的东西，从战绩上来讲，他并没有比阿里·汉差出多少。这回东亚四强赛一看就看出来了，一些人老叫骂朱广沪拿东亚四强赛的冠军是“水货”，那这次不一样吗，人家韩日还不一样是二队，不是也没拿冠军反而让揍了吗。我一直不能容忍为什么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这样的，对自己那样苛刻，对外人那么神话。而且还有个责任问题，当人们疯狂攻击本土教练朱广沪的时候，接下来就会骂足协，而当说外教失败的时候，人们就死心了。比如“连杜伊都弄不出去，别人更别提了”，提外教是为了转化矛盾，回避矛盾。

　　杜伊的神话

　　山西晚报：这几年，中国国字头的球队里很多八卦都来自于主教练，像前阵子大家都猜杜伊啥时候掌权国家队，现在又猜福拉多和杜伊的关系怎么样，你怎么看？

　　谢强：这些都是谢亚龙（现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中国足协掌门人）不专业。有这么几种人，判断力强，执行力也强的人能干成事。判断力弱，执行力也弱的人将就，但最起码不会坏事。最怕就是判断力弱，而执行力特别强的人，谢亚龙就是这么一典型。郎效农（中国足协元老，前中超委员会负责人）和我说，“谢亚龙出好多招，都特偏，你也不能说他是个坏蛋，但他的招就特偏。”也不知道他怎么躺在床上想起这么一招，他就敢真这么办。以前阎世铎（前中国足协主席，谢亚龙的前任）想一歪招，还把几个副主席叫过来商量一下，谢亚龙是想起来就搞。

　　山西晚报：是否有“杜伊神话”呢？他遭受的批评比前任少多了，尽管这次东亚四强赛成绩很差，但大多数人还是清算球员的作风粗野，足协准备差等原因。

　　谢强：杜伊的对立面是朱广沪，应该说在过去几年里，朱广沪遭到的打击是最大的，他甚至高过戚务生和沈祥福。杜伊是在朱广沪的对立面才慢慢站起来的，所以人们很难接受杜伊也不行这样一个判断。很多媒体人在批评朱广沪的时候完全不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水平，人们都在拿杜伊来打压朱广沪。

　　这里面潜在的东西是中国足协一直在默契地保杜伊，因为中国足协可以承受朱广沪失败，因为朱广沪打的是亚洲杯。中国足协甚至可以一直承受朱广沪的失败，如果他也打世界杯的话。但中国足协无法承受一个队伍在奥运会上的失败。所以他要确保在奥运会之前杜伊的神的形象。他造了一个神，他就要想尽办法来保护这个神，因为奥运会的失败将是那些官员最不能承受的事情。

　　关于中国足协

　　山西晚报：春节联欢晚会上，调侃中国足球好像成了每年固定的段子，今年赵本山的“最揪心的一样运动，中国足球”的段子顿时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你在中国足协工作过，感觉冤吗？

　　谢强：中国足球混到现在这份上是一代人一代人“努力”造成的结果，一个人拆一点造成的，要说找根的话，还是从阎世铎破坏联赛开始，谢亚龙也是吃剩下的，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关键是现在这个体制是倒三角，没有人去监督。如果他们的决策有足够的监督，也会有一定的理性，比如他突然把福拉多弄过来了，人家一个大连俱乐部都不要的教练，你拿来当国家队主教练，这在世界足球史上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真敢把连中国队都打不过的法国女足主教练伊丽莎白请来带中国队冲击奥运。所以人们质疑这个东西，并不是要谢亚龙承担所有的问题。

　　而谢亚龙做事的新奇角度，在圈子里面多被嘲笑，他或许可以获得足协内小字辈的一点支持，但在核心团队应者寥寥。女足帅位等等一些决策，并未获得足协内部所有人的支持，很有些孤注一掷的味道。这次张建强辞职明显就是谢亚龙对其失去控制的表现。

　　山西晚报：中国足协大概是最常被人们提在嘴边谩骂的了，“妖魔化中国足协”成了安全又随意的发泄手段，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谢强：足协没有太大的黑幕，我刚到足协的时候，足协里面才20多人，就是一个小单位。但足协是个管理机构，它不是个权力机构，比如一个企业的领导，现在他可能不愿意去学，但他桌上也是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之类的书，他必须要学，要学习跟上这个时代节奏。而足协的领导都看什么书，《曾国藩家书》《如何收买人心》，要管理，你得学好多东西呢，是个技术活。一个机构里面，学习型的人才不够，专业人才不够。一个单位里面，任何成绩，绩效的好坏，不影响你在单位的升迁、奖金，这单位肯定好不了。中国足协问题出在这里，并不是说你有多坏，而是你这个机制没有把人的善表现激发出来，而把一些人的劣根性展露出来了。

　　山西晚报：这样的情况与国外优秀的足协相比，差距主要在哪里呢？

　　谢强：主要是理性和科学，这些年中国足协很多决策，你现在想想都很荒谬，太不靠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选帅等等重大事件，没有技术依据，只靠上面的指标，大领导的暗示。还有就是中国足协领导各自经验和感觉。中国足协很大的问题是做决策不量化。足协领导也全世界各地跑，他有很多的经验，但他一不文字化，二不数据化，大家凭感觉，觉得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几个副主席一商量，听听上面领导的意思，一琢磨，这事情就定了。比如定杜伊当主教练，按照量化的挑选标准，是要看你在亚洲带过多少支球队，打过多少比赛，胜率是多少，不是说你带过亚洲球队，就能带中国队了。

　　现在中国足协要拿个数字出来，还得去找马德兴（中国著名足球记者）。反正我们这一批人，我，马德兴，要杀回中国足协，一定比他们干得好（大笑）。马德兴这样的人，中国足协多少年以来都没有，其实马德兴最大的位置就是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他真的很钻研，收集了很多的材料。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而且中国足协里面也没有管理型的人才，中国足协没有真正的市场部。

　　这样的机构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机构，靠着国家这棵大树往前走。不科学，不理性。足协干部化，而且大部分都是行政干部，他们不懂足球。

　　我相信要是郝海东和范志毅领导中国足协，远比谢亚龙要强很多。一、他们懂这个，了解这个运动的规律；二、他们也都有钱，不用为升个副处、评个职称背后使绊子；三、他们在这个运动上是有理想的，而不是只对上级负责。

　　关于奥运会和世界杯

　　山西晚报：马上就奥运会了，本届奥运会三大球中足球虽然最不看好，但却是最受瞩目的，预测一下女足的命运吧？

　　谢强：女足遭受的失败够多了，但整个的危机不在主教练身上。早在马元安时代，1999年世界杯中国女足拿了亚军之后，他就说过“女足要完”。别看女足拿了世界杯亚军，但中国女足的运动并没有带动起来，这一方面是女足运动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足球也缺钱，你像瑞典，一下子打过几百万美金来，你去搞吧，中国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基础，后继跟不上人，没有特别好的球员冒出来，所以只好换教练呗。很多足球圈里的人都知道，女足再怎么整也没戏，领导也知道，谁来也没戏，弄个不听话的，反而更可怕，所以找个听话的，来摆脱责任。

　　山西晚报：男足呢？人们这次可是抱以很大希望啊。

　　谢强：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角度，第一是我在做翻译这么多年里，最有意思的是1999年霍顿那届国奥队的新闻发布会，霍顿在那说，我们要进奥运会前三名，要拿块牌。我当时听了都没敢翻译，以为我听错了，后来确认后，确实这样，我事后问霍顿为什么，他告诉我因

　　为国外没有国奥队，在国奥队这个上面大家都一样，这块是容易爆冷的一个地方。人家都不重视这个，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来源。但是反过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在那个年代，兴许还有可能。在这个年代，没多少可能，因为这些年中国足球落后了。可是中国球迷都不爱

　　承认这个东西，这几年，随着联赛遭到破坏，足球界也完蛋了，一些职业球员的待遇还不如民工，保障都没有，很多俱乐部仍然不以拖薪、欠薪为耻。中国足球已经成为特别丢人的事情。我1996年到中国足协当官员的时候，是特别光荣的一件事。现在谁还想去那儿工作呀，它那种社会形象极度衰败。以前多少家长让孩子去踢球，很荣耀啊，现在谁还把孩子送到足

　　球学校？马德兴做过统计：国少队，国青队的队员一届比一届差。因为可选拔的人才特别少，这和女足是一样的，它的基础没有了。如果现在杜伊还能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出佳绩，除非是运气极好，否则的话，打完小组赛也就打道回府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不健康，不管国家队成绩如何。人家的足球发展是健康的，我们在西亚的时候，人家的足球场都是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很多人都在里面踢球。人们踢球是乐趣。但我们经常为了咱们国家队的训练要进场把人们驱散，很多人都不愿意走。所以西亚的球队是健康的，他们有钱，有闲，出来

　　锻炼，好的苗子一点点上，经过业余，半职业的体制，然后进职业队。

　　咱们老说人家那是业余体制，这样的业余体制很好啊，但是咱们国家呢，老百姓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运动，能踢球的地方也不多。经常老半天为踢球找块场子。所以原来咱们国家的足球发展就是靠职业联赛的刺激，刺激着人们想把孩子送来踢球，多赚点钱，有个好工作。现在这个机制没有了，中国足球就什么也没有了。

　　所以我希望通过奥运会，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体育。真正的体育是以每个人的锻炼和健康为基础的，不是以金牌为基础的。所以这就是奥运会为什么要一直以业余奥运会为主，他要捍卫他业余的形象。业余的时候，他才能从中得到快乐，如果他是一个职业的话，他是无法从中得到快乐的。

　　以中国目前的体制，杜伊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几率几乎为零。

　　山西晚报：体制是一个老问题了，但也有人觉得，目前的体育体制不一定是坏事情，兵乓球、跳水都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中国的金牌数也在逐“届”增加。

　　谢强：迷信体制，迷信国球、跳水，这就是不懂世界体育的格局。世界体育就三种模式（谢强拿起桌上的三个茶杯来比喻），以锻炼身体、业余爱好为主的业余体制，以咱们国家这种吃俸禄的专业体制，和健全了市场机制，以这个挣钱致富的职业体制。

　　我们以铁饭碗工作的专业体制去打上完班下班锻炼的业余体制时，我们赢了，我们以专业打专业的时候，也赢，因为我们人多，苗子多。而当我们以专业体制打职业体制的时候，我们歇菜了。可是，我们体育的领导都是来自于专业这地儿，他是靠这法宝出身的。他能不迷信这个吗？

　　另外，中国人对于消极的事情可以引发消极的情绪的时候，大家异常的兴奋。从而又迷信另一个东西——精神，不信任科学技术，信赖精神。足协领导常常教育队员要讲作风，要血性。这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一样吗。本来你到场上去，是按部就班踢球，完成教练的安排就完了。咱们是精神为先，剃个板寸为先，这种精神力能顶很多东西。咱不是说正常的上场踢一场球，赢就赢了，输就输了。就像郝海东说的，“TMD就是踢场球，好像是灾难一样。”这能不输球？

　　本报记者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