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晚报：来自科隆的问候

　　晚报记者 孙文祥

　　漫步在维也纳街头，兜中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德国房东曼弗瑞德从科隆打来的。他说通过奥地利邮局订购了一个蛋糕，三天后会送到我在维也纳的住处。突然间意识到，三天后的6月18日，是我33岁的生日。

　　维也纳的天气没有因斯布鲁克那么寒冷，但听到这个消息，我仍然心头一热，不知该如何是好。五年前，我在波恩学语言时第一次见到这个55岁的老头，曼弗瑞德还是德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生育能力，老婆在15年前离开了他。而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冷漠得要死，另一个狡猾得要命。

　　五年中，曼弗瑞德从未称呼过我的名字，而是从头到尾喊“Junge”。“Junge”这个单词在德国，一是老人用来称呼年轻人，二是父亲用来称呼儿子。我不知道，自己在房东心目中究竟是什么身份，但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自接触这门语言开始，从来就没有一个德国人能够正确喊出我的名字。最接近的一次，还是在北京歌德学院学语言时，我的德国老师将我的名字念成“蚊香”。当时我气愤地对他说：“是的，我不光灭蚊子，还能杀苍蝇。”

　　我当然也想过，为自己取个响亮一点的德文名字，比如约阿希姆（Joachim），或者阿玛丢斯（Amadeus）。可在这个“布拉德·皮特”经常被恶搞成“布拉德皮特厚”的年代，“约阿希姆”基地组织味道太浓，而“阿玛丢斯”则说不定会让我像他的前主人莫扎特那样，变成“阿玛早死”。

　　所以，我只能继续阐述这段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曼弗瑞德退休后想来中国生活，是因为他心中有个如意算盘。他常常掰着手指头和我算账：与其我拿着1600欧元的退休工资在德国干巴巴活着，还不如带着这些钱来上海当个大款。

　　将1600欧元换成人民币，的确是不小的一笔数字。然而按照中国法律，一个外国人，如果持旅游签证，每年只能在中国呆一个月。如果持工作签证，谁又会收留这个连英语都不会的德国农民？

　　说实话，我没法去细想这一切。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先完成这两天的工作，然后在孤独地吹灭生日蜡烛后，自己为自己喝彩，自己为自己悲哀。是的，我不再年轻了。年轻时，我恨不得一年有四次欧洲杯，可如今，欧洲杯四年一次，都让我筋疲力尽。

　　长的街，冷的夜，缠绕在心头的两种时间，没有感觉的感觉。我该倒下睡去，还是迎着风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