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注定成阎世铎二世 孙悟空72变也无济于事

　　在漫天遍野的“下课”声中，谢亚龙悄悄地上课去了，正如当年他悄无声息地不期而至。三年半刹那而过，物不是，人亦非。中国足球，已经走出积淀经年的历史负罪感，向毫无意义的全民狂欢滑落。在此期间，空降执掌中国足协的前短跑运动员谢亚龙，也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为跌宕的四十二个月。

　　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当年，这位理论家踏着孙悟空的筋头云而来，抛下了“准公共产品”的灵丹；如今，这位理论家自己也几乎被塑造成一尊“准公共产品”。在他为数不少且出人意表的言行、蓬勃发展的新媒体、日渐兴盛的全民娱乐意识的合谋下，谢亚龙携中国足球已经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精神和物质生活。从篮球馆到残奥足球场，响彻“谢亚龙下课”，“叉腰肌”更被全民狂欢。

　　中国足球这尊准公共产品，已成一地碎片。所谓“谢亚龙”，就是那万千碎片中最不堪的一块。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顾晨

　　结局 陈培德早断言

　　2004年G7风波，数家俱乐部在福布斯上榜富豪徐明、张海的指挥下，同足协争夺职业联赛的主导权。那场巨大的风波发生时，已经贵为上市公司老总的前足协掌门王俊生颇有感慨：“过去是单纯的足球人，现在做经济工作，确实有一些感想。”但他并未就此打开尘封的记忆。时任足协一把手的阎世铎，怒火冲天地拍着桌子，教育徐明等人：“中国足球只能由中国足协来领导！”

　　距事件中心千里之遥的陕西安康，正在挂职锻炼的谢亚龙有感而发。风波初平，谢亚龙撰写题为《足球联赛的产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的文章，提交给体育总局的领导参阅，在文章中谢亚龙针对“改革派”俱乐部和足协关于中超联赛的产权争执，提出了足球联赛属于“准公共产品”的概念。 2004年底，据传该文在体总高层颇得欣赏，谢亚龙重出江湖、走马足协也因此有了理论依据。

　　在“准公共产品”一文中，谢亚龙还强调了如下观点：“我国体育的奥运战略‘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在奥运舞台上为国争光是一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足球改革在向这个大目标进军过程中，虽然口头还是在喊着，但实际上很多人却揣着腋下“私”来。他们在不动声色地、铁定地按经济规律办事，完全蜕变为‘经济人’，竞相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背离了国家和人民的重托，辜负了球迷的希望。这是将足球按照生产私人产品的方式来运作，所造成的必然的恶果。这也是足球改革以来在实践中发生的最大的偏差，或者叫最大的失误。”在G7风波推动下，谢亚龙便是踏着这朵吉祥云，在大雪中步入龙潭路丙三号伟图大厦。

　　2005年2月17日的下午，得到“谢亚龙上课”消息的体总官网记者，第一时间上网搜索了谢的证件照——“谢顶、徐志摩的鼻子、灼灼的眼神，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也许是拍摄角度的问题)”，这样看上去支离破碎的描述便是中国足球媒体对于谢的第一印象。也许，当谢亚龙吟诗的时候，更有徐志摩的感觉。

　　阎下谢上，几乎让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发动起来，不仅仅是体育媒体，足球已经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少在那时，人们更多地还是以带有历史感的正眼，来看待中国足球。于是，关于谢亚龙的前世今生连篇累牍地被公诸于众，其中不乏谢在陕西挂职时的好人好事。这样朴素的形象和情感，更带给人们对饱受沧桑的中国足球的一种美好期望。

　　怀疑的声音不多，但至今响亮。“阎世铎是第二个王俊生，那么谢亚龙就是第二个阎世铎！”前任浙江体育局局长、反黑运动代表人物陈培德当时说，“不是我打击谢亚龙，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任何人都会成为中国足球的牺牲品，换了哪一位领导都一样。中国足球环境不改变，谁上了都没用。”陈、谢两人早就熟识，因而陈培德之语更见肺腑。2002年，即将去陕西安康挂职的谢亚龙，临行前曾特意打了个电话给陈培德，称自己的心情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