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与信任是永远的关键词 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没有交流与融合注定会停滞不前和落后于人。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国力强弱、人口众寡，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程度都不可避免的有强势和弱势之分，要变积弱为渐强，最快捷、有效的方法便是引进人才、吸取他人的先进经验。体育领域也是如此。
就广义而言，“洋教练”在国际上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体育人才交流十分常见的当今。然而，在洋为中用上，中国体育没少走弯路。
雅典奥运会后，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挖来了世界皮划艇界的“教父”级人物约瑟夫，但为了奥运冲金的目标，这位男子皮艇管理权威被安插到了直接训练女子皮艇队的帅位上。在这种“错位”的安排下，曾率领德国皮划艇队夺得17枚奥运金牌的约瑟夫非但没能培养出菲舍尔那种一人独获8枚奥运金牌的超级天才，反而在距离奥运会还有40多天的时候“下课”。
作为雇佣外教的先驱，中国足球更少不了在摸索洋为中用的道路上被碾成“先烈”。和约瑟夫一样，这些或些许成功或完全失败的案例中，无一不渗透着短期功利主义、任人唯“名”、机械模仿和盲目引进等因素的干扰。
中国男足聘请的第一位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曾被草率而片面地定性为“骗子”，但他带来的运动饮食和赛后恢复等科学手段至今仍被许多国内球队所采用，而他所倡导的爱国意识和豹子精神如今看来更切中要害；英国大师霍顿是戚务生之后中国足球回归洋帅的选择，但他固执的性格与适者生存的法则相抵触，死板的战术又没能使国奥队出线；
米卢的到来为中国足球贡献了一张求索44年而未得的世界杯入场券，此外他倡导的“快乐足球”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中国“出线足球”的沉重和畸形；然而荷兰人哈恩再一次暴露了中国足球管理者所秉承的“听话”的中庸之道，让“有功同享、有过洋帅抗”的中国特色在2004年世界杯预选赛上制造了7：0胜中国香港却仍未能出线的“怪现象”；
同样的悲剧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仍在持续上演。杜伊，国际足联2006年的世界十大教练，在距离国奥首战仅剩21天的时候被剥夺兵权，他事前怒斥，球队用人和训练上的桎梏令他忍无可忍；多曼斯基，2007年3月成为中国女足的首任外教，中国足协却要求她在9月的女足世界杯上闯入四强，多曼斯基终因未完成任务而辞职；而她的继任者伊丽莎白和队员、领队关系近乎破裂，结局自然也是辞职。
就中西文化的差异而言，洋教练和中国队伍的结合有着天然的困难。对于很多外教来说，教导国家队主要是战术的层面的，而中国的国家队往往要从基本技术类的ＡＢＣ抓起；大多数外教强调自由、宽松的训练环境，但很多中国运动员缺乏一定的自觉性，需要不时鞭策。
从中国体育自身来讲，“中国特色”也制约着洋帅的发挥。在成绩与利益的驱动下，我们的体育管理者往往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或采取莫名其妙的措施，根本不按照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从领导到领队、队委会，谁都可以在挑选队员、制订计划时对洋帅指手画脚，而在失败之时，外教又会成为替罪羊。
总结外籍教练在中国的执教史，对比近邻日本、韩国足球聘请特鲁西埃和希丁克的成功经验，成功的例子则必然是在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前提下，让人尽其才。对于在许多弱势项目上毫无传统可言的中国体育来说，更是如此。
(责任编辑：杜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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