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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足球塔基今不如昔 U19以下仅1000多人注册

  U19以下年龄段只1000多注册小孩

  “已经不比以前了,以前搞一个暑期足球赛,可以有上万的中小学生参加。”面对如此一个尴尬的数字,武汉市足协一位工作人员感叹说。

  而这一数字,与全国的统计是步调一致的。


  2010年世界杯中国队已经没戏了,但更可怕的情况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甚至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中国足球可能依旧没戏,原因很“雷”人:13亿中国人里,2010年伦敦奥运会的适龄球员仅有500多人。

  一直以为,在全国范围内,武汉的足球土壤还算肥沃,但这几天记者的调查表明,形势并不乐观——武汉市足协给了我们一个不太明确,但足已反映事实的数字:武汉市19岁以下各个年龄段包括小学生的注册人数,竟然只有1000多一点!而这1000多个足球小苗子,竟然已是武汉足球全部的根基所在!

  “已经不比以前了,以前搞一个暑期足球赛,可以有上万的中小学生参加。”面对如此一个尴尬的数字,市足协一位工作人员感叹说。而这一数字,与全国的统计是步调一致的。

  据中国足协球员注册信息系统数据,1990年至1995年间,我国参加足球运动的青少年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5万人。而目前,数据库中只有3万人,足球学校的数量从鼎盛期的4300多所下滑到目前的20多所。而另一项针对1196位小学生家长的调查表明,83%的人认为中国足球联赛前途堪忧,只有4%的人愿意让孩子练足球。 这个问题在长期积累后彻底爆发出来,导致中国足球几乎没有高水平的运动员可以出战。

  没有了赖以生存的青少年基础,中国足球想要发展,将何其艰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亚足联的一份文件中看出端倪——在亚足联的青少年发展计划中有一张足球金字塔,很好地显示了足球人才储备的分配。最底层也是最基础的部分是学校,也就是13岁以下到9岁以上的青苗,上一层才是俱乐部各个年龄段的梯队,再往上一层是区域分龄段,塔尖是国家分龄段。

  最近新出的新闻让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又揪心了一把,2010年世界杯中国队已经没戏了,但更可怕的情况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甚至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中国足球可能依旧没戏,原因很“雷”人:13亿中国人里,2010年伦敦奥运会的适龄球员仅有500多人。目前张宁所带领的92年龄段的国少队,则是从109名全国适龄球员中挑选出来。和我们邻国日本相比,这几乎是“五里挑一”。以1990年龄段的日本少年队为例,该队20名球员是从日本600多支队中选出来,日本队挑选球员是“六百里挑一”。

  出现这样的状况,缘于我们的职业联赛缺少配套工程。职业化后,我们忽视了足球金字塔中最基础的部分:学校。中国足球是精英足球,只有金字塔塔尖才受人关注。如此恶性循环,中国足球人才的“金字塔”塔基严重萎缩。

  “都说足球不如篮球,但说这些话的人怎么不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就拿我们学校来说,篮球活动肯定比足球活动多,足球比赛一年到头都难以举行一次校际比赛,篮球咧?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系之间、院之间的比赛。往大的说,还有什么CUBA、大超联赛。群众活动搞得多一些,自然受关注度就高。”这几天正忙着为足球队招新生的周同学说。

  虽然周同学平时也打篮球,还被教练拉进校篮球队,但她最喜欢的还是足球,看到如今的足球不受待见,她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其实和很多其他地区相比,武汉的足球氛围已经是很好的了。每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足球比赛,所以这里喜欢踢足球的人很多。”

  本报记者 张倩倩

  业内说法·武汉体院老师

  “很少有学校愿意开足球课了”

  中国足球在世界大赛上接连失利,已经使足球这项运动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跌到最低点。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足球的失败让这些学习足球专业的学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会在毕业之后到各个学校当体育老师。其实在此前,足球系毕业的学生会当足球老师,但现在学校里愿意踢球的孩子是越来越少,除非是那种有足球传统的学校,很少还有学校愿意开足球这门课,所以从足球专业毕业的学生多会转行去当田径体育老师。最近几届的学生毕业之后要面临工作和专业不对口的问题。”一位来自武汉体育学院足球专业的老师介绍。

  李科是武汉体院足球专业的大三学生,家庭条件颇为富裕的他从小就喜欢踢足球,“是我自己喜欢踢,不是父母让我练。我想我毕业之后不会靠足球吃饭吧,在大学里继续选择足球专业,其实也是为了踢着好玩,然后又可以拿到本科文凭。”

  开学后不久,李科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太倒霉了,我们这学期被分到宿舍楼的最顶层——6楼半!”所谓的“六楼半”就是顶层的阁楼,按惯例他们本可以住到二楼或者是三楼的普通宿舍,“我们都猜测,把我们安排到阁楼住是因为中国足球太臭了,学校领导看奥运会估计看得太生气了,然后就让我们住进阁楼去了。”

  本报记者 张倩倩

  3000所足校只是泡沫

  从青少年培养前景看,虽然困难很多,但维持并发展现有局面是可能的。因为有全运会制度的保证———只要全运会不变,后备力量的基本规模就不会变。这不取决于任何个人,与现在的协会领导人也没有关系,这是以前就制定的政策。

  有人说:足球学校从3000所退步到300所,是足球改革的失败。我倒认为3000所只是泡沫,如果现在真有300所像样的足球学校,这是理性的选择,扎扎实实把它们搞好了,不就是等于法国的“盖兰计划”吗?

  ——马克坚(中国足协职业部原主任)

  记者推荐·武汉四中

  不靠“保送”进大学

  武汉四中的毕业生不靠“保送”进大学,而是和普通学生一起参加高考,这得益于该校对足球生的培养理念:文化课与足球训练并重。

  有着百年历史的武汉四中是武汉的传统足球学校,前武汉队队长李昊就是从这所中学里毕业的。随着高校体育竞争的日益激烈,高中足球苗子不等毕业就已经被各高校“预定”。但武汉四中的毕业生却要和普通学生一起参加高考。

  黄伟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身高1米80的黄伟司职后卫,目前正在武汉一所大学读大三。“学校有比赛的时候就帮学校打大学生足球联赛或者是大运会,只要和校队的比赛时间没有冲突,系里的比赛我也会踢。”黄伟说。几乎每所大学里都有类似黄伟这样的足球小子,但他是有故事的人。在他高三毕业也就是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是到职业足球圈发展还是去上大学。原来颇有足球天分的他被一家中甲俱乐部看中并有希望进入球队试训。但最终,从小学就开始足球梦的黄伟放弃了继续提高足球技能的机会,而是带着一丝不甘拿着入学通知书到大学里报到。

  “当时球队教练找过我,让我先进入球队的预备队,他觉得我那时候的能力再经过一两年时间里的职业锻炼之后,会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其实是我的梦想,但我父母认为我读了大学,即使今后不踢球,以后的人生发展空间也会很大。”

  黄伟父母帮助他做出的决定更多是考虑放弃读大学而去踢职业足球所带来的风险。在如今的中国足坛,不少职业球员也有学生的身份,比如武汉队里的姚翰林、蔡曦等人,但是在大学生运动员参赛资格中有明文规定,凡是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运动员不得参加大学生的任何比赛。这也意味着一旦黄伟选择进入职业球队,他就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在武汉,很早就有如武汉四中这样走体教结合道路的好例子,但由于学校体育和职业体育之间在政策法规上的脱轨,一些有文化底子的足球人才被挡在了职业足球的大门之外。

  本报记者 张倩倩

  言归正传

  举国体制救不了中国足球

  面对青少年足球全面崩塌的危险,中国足协要做的是重新定位、转变思路,而不是推卸责任。

  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狂揽51金,体育举国体制大获全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职业化多年的中国足球却一败涂地,遭人唾骂。

  有人认为,既然职业化道路走不通,那就应该重投举国体制的怀抱。日前,中国足协在向各省市体育局下发的青训体制改革方案讨论稿中表示,将以改革城运会和全运会赛制为契机,把整个中国足球青少年的培养纳入到地方体育局旗下,将原来靠市场自生自灭的青少年培养模式改回为举国体制。

  然而,举国体制真的是中国足球的救命稻草吗?

  当初,中国足球之所以从专业队体制转轨为职业足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省市体育部门出于金牌投入与产出比的考虑,宁可将经费投入到一些个人项目上,而不愿意加大对球类项目的投入。最终导致包括足球在内的一些大球项目极度萎缩。想想也是,投入同样的资金,举重、射击等项目有可能拿到奥运奖牌,足球别说拿奖牌了,出点成绩都难。在“唯金牌论”的指导思想下,各省市体育局不可能一碗水端平。

  在一些足球发达国家,青训系统的建设就是足协工作的重点。中国足协此举一出,倒是把自己的责任推了个干净。从阎世铎到谢亚龙,这两任中国足协的领导都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家队、国奥队身上,青少年足球的培养成了一句口号。的确,在有限的任期之内,他们只能向国字号球队要成绩,成绩就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至于那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工作,有谁会去关心呢?

  郑力强/文
(责任编辑:宋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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