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国际跳棋：杨永成奠基人 请外教促提高

　　说到中国的国际跳棋，离不开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老人，他叫杨永，今年70岁。

　　正是出生在蒙古而又在1977年回到祖国的他，为中国国际跳棋事业埋下了种子，而从“埋种”到“萌芽”，其间却是杨永整整30年的“寂寞难耐”。

　　不被承认的大师

　　杨永的父亲为了谋生，少年时代就去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所以杨永生在那儿，长在那儿。7、8岁的时候，因为一次公众集会的大型活动上有包括国际象棋在内的很多棋类交流，而杨永却瞄上了陌生的国际跳棋。

　　国际跳棋在蒙古非常普及，在世界顶级水平的俄罗斯高手中，很多也是蒙古裔或鞑靼裔的。“我下棋没人教，是自己看会的：两个人轮着走，隔一个子吃一个，不能隔两个吃，不能倒着走……”他觉得简单，好玩，就迷上了，一块菜板就是棋盘，树枝切切削削，就有了棋子，没有正规训练，也没有好教练，就靠他自己看书、摆棋，渐渐水平提高了……9岁的时候，他的姨夫送给他一副前苏联制作的塑料国际跳棋，其实就是个玩具，但是他如获至宝，到现在还完整保存着。拿着这副棋，他一一战胜年龄相近的玩伴，悄然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

　　1969年31岁的杨永就职于蒙古一个煤矿医院，当年蒙古举行全国冠军赛，已经小有名气的杨永作为地区代表参赛，谁也没想到，在80人参赛的比赛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异乡人的后代四胜四和拿到了第一。但主办方以杨永的国籍问题拒绝承认他为蒙古冠军，也拒绝按照规定承认他的国际跳棋大师资格——是的，杨永一家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中国国籍。直到去年，亚洲国际跳棋联合会秘书长、蒙古人巴特阿尔德尼给杨永写信，承认他完全达到了国际跳棋大师标准。

　　这件事也让杨永正视一个问题：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在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后，杨永终于在1977年阖家迁回了北京，在此之前，他向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提出回国申请时明确地写道：“回国之后，我要为祖国填补国际跳棋空白，开展、普及这项智力运动，为祖国的棋类运动发展作出贡献。”可是他没想到，这条路会走得多么艰难！

　　“换棋”换出“第一代”

　　“当时很多人还无法接受国际跳棋这种舶来品，要推广太难太难。”回到国内的杨永已经39岁，分配到北京宣武区中医院工作，很快他想到“妙着”——通过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结交棋友。“当时娱乐活动少，象棋是很普及的，国际象棋呢，有些人知道，也能玩。”杨永开展“曲线政策”，医院举办象棋比赛，他报名参加取得冠军；宣武区职工赛国象比赛，他又一举夺冠，还参加了华北六省市职工国象赛……这下，“下棋的杨永”可在医院里出名喽！“找我下棋的人多了，我乐意陪着下，但下完之余，我就开始推荐国际跳棋，棋是相通的，他们来了兴趣，我就推广开了。”

　　但当时的条件实在太艰难，就说棋子，除了他随身带的塑料棋子，走遍京城找不出第二副来，“只好拿塑料片，自己刻板，然后拿纸画棋盘贴在上面。棋子就是医院的药瓶盖。”要像样地教人，就得有书，有资料。他检索资料，发现上海文化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国际跳棋》，“中国还有国际跳棋啊？我高兴坏了，想方设法买到一本来一看，不对！书名是国际跳棋，但内容是俄罗斯跳棋。棋盘虽然一样，下法不一样！”空欢喜一场，但是他没泄气，他径自去了北京图书馆，“我向他们介绍了我开展国际跳棋的来龙去脉，提出希望他们能给予支持，帮忙定一本国际跳棋杂志，拉脱维亚出的。最后他们还真来了信，说同意定了。可惜，前苏联解体后这个杂志就消失了……”

　　但是毕竟没有其他棋类那样的“正规军”，以一己之力，在周围的爱好者之间推广能力之有限，可想而知。就这样，“寂寞”30年，他教的“第一代”也学了十来年，弟子们都开始渐渐年纪大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不说了……”杨永带着黯然的眼神一声长叹。

　　护旗手 铺路石

　　“没有像杨老师这样的推广者，不可能有中国国际跳棋的今天。”杨采奕主任对杨永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

　　去年确认在北京举办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中国棋院专门组建了国际跳棋部门、协会，还要组织国家队，让69岁的杨永如沐春风，抑郁多年的情怀一朝开解。他的弟子告诉他网上“张榜纳贤”的消息后，他就带着弟子找上门去，当起最早的“扫盲”、“启蒙”老师，但是他又拒绝承认老师的正式名份。

　　他无法拒绝的，是他30年来埋下的“种子”，此刻萌发出春天的气息。尽管，这时他的弟子都老了，也都经历了最早选拔赛的整体领先，到后来被年轻棋手迅速超越的“痛苦”过程。其中，还只有杨永是例外，在最后的选拔赛上，杨永获得男子64格冠军、100格亚军，因为不能兼项，最终只能报名参加64格赛。“我上了年纪了，100格计算不如小孩子。我参加比赛是重在参与。”前几天中国棋手成绩不好，杨永背负压力上阵后也连连输棋，但他想得很开：“真希望国际跳棋这个事业在中国开展，生根发芽，我就做一块铺路石吧！”后来赢了北欧一位高手，大家都为他高兴。

　　而让他更骄傲的是，他被选为国际跳棋代表，和围棋世界冠军常昊、国象女子青年冠军沈阳、桥牌世界亚军王文霏一起出任世智会开幕式的护旗手，“这是多大的光荣？说明我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虽然我老了，但这么多高手来到北京，我要让他们看看我还能走动，挺腰收腹，需要训练的我都练好了，我走上舞台的那一刻，就是发出一个信号——我还要推广这个东西！”　

　　两套资料的“国家队”

　　在中国棋院，国家国际跳棋队绝对是个另类。第一组建最晚、最年轻；第二，几乎所有队员尚未有“职业”或者“专业”身份；第三，资料匮乏，一切从头开始，国家队教练组的资料才两套！第四，在智运会前没有任何国际比赛经验，带着“蛮”劲杀入世界最高竞技场；第五，和其他四队有内定“指标”、“任务”略有异样——他们以“开展交流、求一胜”为目标，因而在各参赛的中国“国字号”中成绩最差，却其乐融融……担任本届大赛国际跳棋竞赛委员会主任的杨采奕在接受采访时感慨：“有多少人能理解，我们走出这一步有多难？”

　　“黄埔一期”

　　确定中国要组建国际跳棋队伍参加首届世界智运会，是去年8月的事。当时在中国棋院综合发展部担任主任的杨采奕临危受命，可谓“一穷二白、有名无实”。并不是说得不到经费等物质条件的支持，而是国际跳棋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是极其陌生的事物，连棋盘是什么样大多数人都没见过，更别说规则、对弈技巧和战术……

　　“大多数人心目中，跳棋还是小时候玩的花花玻璃弹子，哪知道正式比赛的国际跳棋和这个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扫盲’！”从国际跳棋世界联合会的官方网站上下载规则，翻译成中文，开始了初步的自学；查看官网的图文资料，研究自行制作棋具；通过网络搜索中国国跳的“星星之火”，还发出公告张榜纳贤，这样他们又得到了毛遂自荐的“宝贝”——北京年逾七旬的“国际跳棋长征者”杨永……

　　而走出关键的一步，是在去年8月初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国际跳棋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请到荷兰国际跳棋高手凯斯普上课。当时一共在全国范围内找来50多人，这个班被戏称为‘黄埔一期’，现在国家队的4个教练都是那个班上的，包括杨采奕自己也是从那个班开始全面接触国际跳棋的。

　　洋教官娶中国夫人

　　荷兰的凯斯普，是国际跳棋协会推荐给“黄埔一期”的“洋教官”，道理很简单，他是个中国通，就住在中国。而让凯斯普住在中国、喜欢中国的缘由也简单至极——他娶的是中国夫人。

　　“凯斯普本职是环境保护咨询专家，他对我们非常友好，知道我们起步低，还抱来了他从国外带来的棋盘。”他的到来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就拿棋盘来说，之前杨采奕找了一些棋具生产单位试制，那是看着网上下载的图片做的。“看图片很多问题不了解，就知道质地必须是木头的。这些都是很‘粗’的知识，细节的东西就得等凯斯普来后向他了解。他带来的国外棋盘也是一般木头的，质地差，看到我们试制的棋盘他连声称赞，我们心里就踏实了。还有有关裁判的问题，之前我们网上学习的也是‘粗’的，细节的东西也得跟他了解。”

　　包括杨采奕在内，50多个学员，带着匆匆赶制的简易教材和临时订做的棋盘棋子，回到各省市，撒下跳棋的火种……“我们选择了12个省市为主要试点地区，他们都有条件，有基础，也很有积极性。现在山东、湖南、湖北、吉林，这四个省起步早，特别投入，像湖北已经能看出成效，出了曾芊让这样的好苗子……”

　　100副象棋做出80副国跳

　　“去参加‘黄埔一期’之前毫无准备，我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生存压力少点，当时省里的棋牌中心问，谁有空去学一下，回来开个班？后来我去了。我们湖北去了两个，回来筹备两个月，就在武汉开展起来。”来自湖北的国家跳棋队教练常小勇，曾是曾芊让的发现者。

　　常小勇的起步可谓艰难，“买了100副中国象棋，每副有16个棋子，贴膜，改成80副国际跳棋，因为跳棋是20个棋子。然后在电脑上画好棋牌彩印，还要专门做讲解用的大棋盘，就这样慢慢开始推广……”在这期间，他自己也经历了一个从“前线”到“幕后”的转变过程。“去年10月南北赛区选拔赛，我打上去了，11月还参加集训……后来感觉教练员这块太缺乏，需要人做，11月回湖北后，就把精力专门集中到教学生，负责高级班……曾芊让是今年才找到的，这次他赢了几盘棋，超额完成任务，而且他下棋好多高手在旁边看，都说很顽强，有潜力。”

　　做出了成绩，常小勇是骄傲的，但是面临的困境，他也丝毫不掩饰：“曾芊让还有其他的棋手、教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现在一点没底。像我的另一位队员高文龙，下围棋也是强5段，选择跳棋肯定是有代价的。”发出“两套资料”感慨的也正是常教练：“荷兰老师送了一套书，后来请来的蒙古老师送了一本，就这么两件，资料都短缺极了，其他更是一篇空白。到现在，我们的体会还没有多少，可以说竞争还刚开始。”

　　当然，从投入那一天开始，他和他的队员就充满了勇气和自信，“在泰安集训的时候，我们教练组就这样鼓励队员：我们已经走在历史里，我们还要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