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会多少错还要重来：与国际脱轨 包身工没自由

　　每年年底的中超转会，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争议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行制度存在诸多弊病和漏洞，且与国际转会规则无法接轨，甚至相互抵触。更让人无奈的是，年年探讨，岁岁批判，中超转会制度仍然我行我素，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变化。而在这种情况下，接连两年武汉俱乐部都很不幸地成为转会争议的主角之一，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审视现行的中超转会制度，毕竟，有太多的错误不应该再次重复下去了。（记者 张琳）

　　“家法”与国际法

　　不接轨

　　案例：2009年元月9日，韩国水原三星俱乐部官网宣布，将以零转会的形式引进武汉队球员李玮锋。消息一出，顿时引起武汉俱乐部的强烈质疑。武汉俱乐部声称，不可能同意以零转会的形式放李玮锋走人。后来经过三方协商，最终李玮锋以有偿租借的形式前往韩国。

　　解析：李玮锋转会韩国一事虽然最终平和收场，但折射出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现行中超转会制度与国际通行制度无法接轨。1994年职业联赛创立之初制订转会制度时，中国足协依据的是当时的国际惯例。

它规定：球员即便在合同期满后，只要原属俱乐部不同意，就无法以零身价转出。一个球员要想成为真正的自由身，只能是在不为任何职业球队效力30个月之后。当然，除了铁心退役，没有谁真的会用这个方法为自己争取自由身，毕竟就算马拉多纳连续30个月不踢球，球技也已基本接近报废。

　　国外俱乐部目前普遍遵循的是“博斯曼”法案。1995年底，欧盟法院通过“博斯曼”法案：即职业球员只要与原俱乐部的合同期满，就得到自由身，不用支付任何转会费就可以寻找新东家。据此，李玮锋与武汉队的合同到期，他已经属于自由身。可惜，李玮锋是中国球员，所以他必须接受中国足球的“家法”约束，他是武汉队花大价钱引进的人，要走就不可能一分钱不掏。

　　国际转会条例还规定，如果一个俱乐部已经失去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资格，那么合同即使没有到期，球员也是自由身。从这个条例说，已被足协取消联赛资格的武汉队自然失去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资格”，李玮锋也就是自由身。这条在现行中超转会制度里倒是找得到支持，可真要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性质和产权并不明晰，尤其对于武汉光谷这种拥有国有资产背景的俱乐部来说，更是如此。俱乐部的球员就是国有资产，不交转会费就想走人，那就等于“国有资产”流失！这可是个大帽子，中国足协如何承受得起？所以，今年他们只能同意武汉球员照惯例挂牌上榜，默许武汉俱乐部收取转会费，而对转会制度忽略不计。

　　“包办婚姻”

　　难获好结局

　　案例：2008年初，武汉队依据中超转会规定与大连实德就王圣转会一事达成一致，并且很快向对方支付了380万元转会费。可是在两家俱乐部签订转会合同后，王圣却因不满武汉方面提供的个人待遇，拒绝报到。一桩“明媒正娶”的婚姻因为浓厚的“包办”色彩，导致王圣“逃婚”。

　　解析：事后，武汉俱乐部感到十分委屈，因为从头到尾，他们都是严格按照中超转会规定去操作的，但到头来却成了“冤大头”。当时俱乐部负责人就曾坦言：“这都是被转会制度给害的。”

　　与李玮锋零转会争议一样，这件“逃婚”事件同样暴露出中超转会制度的一大弊端，即过多考虑保障俱乐部的利益，而极度忽视球员的利益。这些年来，中国球员转会制度虽几经变化，但无论是以前的“倒摘牌”，还是现在的“限制性自由转会”，处于主导地位的始终都是俱乐部，球员自身几乎没有话语权，因此而产生的争议和变故屡见不鲜，也就不足为奇了。

　　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球员转会合同由两家俱乐部签订，但条款里面从未提及球员在其中应该签字等字样。认定这种转会符合球员“利益”的依据，是球员在递交转会申请表时的签字。以王圣为例，他在转会申请表上签字后，就被认为愿意转会，并认可俱乐部的“包办婚姻”。但事实上，在大连与武汉双方交易的过程中，王圣对自己的未来毫不知情，没有任何选择权。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谁出的钱多当然就把球员卖给谁。然而，不论何种法律体系，都强调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愿的体现。王圣认为自己的意愿没能得到充分的尊重，而在现行的制度下，他想拒绝，只能采取一种类似“自杀”的方式进行抗拒，其付出的代价就是无球可踢，提前结束职业生涯。

　　“包身工”永远没有自由

　　案例：2008年初，由于跟金德俱乐部合作不愉快，陈涛宣称要当“中国的博斯曼”，准备通过法律诉讼的手段，为自己赢得转出金德的权利。陈涛当时还表示，若是抗争不成就选择退役，然后在家待上30个月再复出踢球。但金德对此毫不退让，宣布对陈涛施以“三停+禁止转会”的处罚。目前陈涛虽然已经开始跟随上海申花队试训，转会前景出现曙光，但其命运仍然掌握在金德俱乐部手中。

　　解析：有人将中国球员的劳动合同模式戏称为“包身工”或“卖身契”——球员给我打一天工，就一辈子是我的人，可以任我摆布。足球职业化15年来，也曾经有不少球员希望能像博斯曼那样争取自由，但他们最终都没有成功。

　　2005年初，陈涛等“金德五虎”罢训抗议，最终被金德俱乐部成功瓦解。金德随后与陈涛签下了一份有效期至2009年底的合同，但开出的待遇令陈涛有苦难言。由于合作气氛不佳，陈涛最近两年一直没在金德打上联赛，他随后自行离开金德，先后前往河南建业等队试训。但是，金德拒绝将陈涛放上转会榜。在陈涛找到中国足协申诉后，金德变本加厉，不但任意削减陈涛出场比赛的机会，还用各种方法来刁难陈涛转会。直到2008年底金德队更换总经理，陈涛才获得转会机会。

　　中超转会制度不仅跟国际惯例不接轨，甚至与国家的《劳动合同法》相抵触。在其他行业，工作不顺心，员工至少还有辞职另找出路的权利。而在中超，只要还想吃足球这碗饭，就只能看俱乐部的脸色。所以有人自嘲，“球员还不如农民工”。如今，世界社会和经济都正呈现一体化的趋势，很现实的问题是，去年10月30日，亚足联宣布，2009年亚冠将实行“3+1”外援政策，即每队可在比赛中同时派上4名外援，但其中必须有1人来自亚洲。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走出国门、到亚洲的各级联赛效力的概率大增。因此，中国球员转会制度的改革也迫在眉睫，否则将有更多的转会争议产生，而到时候，不会所有人都有李玮锋和武汉队这样的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