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大运会已近尾声，中国代表团目前仍居于金牌榜首位，但在这些摘金夺银的中国选手中，胡凯式的大学生业余运动员却十分罕见。中国高校的教体结合之路已经走了十几年，为什么胡凯式的大学生运动员仍然还是凤毛麟角？教体结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到底还有哪些困难和阻碍？记者在采访本次大运会期间，征询了专家的意见。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徐飞教授表示，高校在教体结合的实施过程中感受到的一个明显困难是，大学生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和运动成绩的提高难以兼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弱。

　　“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主要来自管理、贸易、旅游等专业。在大学里，这些专业的学习压力相对较轻，但即使这样，大学生运动员要完成学业仍然感到比较吃力。”徐飞介绍说，“文化课学习和运动训练，对于中国大学生运动员来说是一对难以平衡的矛盾。一方面，大学生运动员需要取得一定的文化课成绩。另一方面，为提高运动成绩，他们又需要在训练上花更多的时间，而时间是有限的。根据我对本校高水平运动队的了解，既能顺利完成文化课学习，又能达到较高运动水平的大学生运动员，是非常少见的。”

　　徐飞表示，因为就业压力的增大和高校之间的竞争加剧，大学生的学习压力也在加重。这意味着大学生运动员必须在文化课学习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否则就不能顺利毕业。因此，运动成绩的提高也会受到影响。与此类似的是，大学运动队的教练也很难专心把提高运动水平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徐飞说：“这些教练大多是高校的体育老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全校的体育课，工作精力势必要分散。另外，从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要求看，发表论文必不可少，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同样受此约束，这也使得他们很难以有限的精力兼顾如此多的方面。”

　　在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吴跃健看来，近几年，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已经出现了萎缩。在2005年伊兹密尔大运会男子100米比赛中夺冠的胡凯，正是来自清华大学，但在近两届大运会中，胡凯的继任者却没有出现。

　　清华大学田径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高校田径运动的最高水平，但据吴跃健介绍，近几年，具有田径特长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难招，这和中小学校的体育运动开展的状况有关——很多孩子不愿意练田径。另一个原因是高校的体育特长生门槛的提高，使得一些具有田径特长的学生达不到进清华大学的文化课成绩要求。此外，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在运作时面临经费、科研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吴跃健认为，高水平运动队存在的意义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大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课堂，而应具有更高的地位，受到政府和学校更高的重视。

　　对于中国很多高校来说，对高水平运动队的重视远不如对学术水平的重视。2000年，吴跃健曾前往美国考察教体结合。他发现，美国的各类大学对高水平运动队的重视几乎可以和学校的学术声望相提并论，“因为，体育被美国大学看作是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而高水平运动队是最好的载体。”

　　“但在我们这，很多高校只是希望通过组建高水平运动队达到扩大学校名声的目的，是带有功利性的。很多高校并没有看到高水平运动队其实是以整个学校的体育教学状况为基础的，组建高水平运动队与学校体育的开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这才是真正的教体结合。中国的很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状况却与学校体育的开展相脱离。”

　　吴跃健还表示，中国特殊的体育体制使得原本属于高校体育运动领域的资源被专业队占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体育强国，都表现出竞技体育水平的强大是以良好的学校体育运动水平为基础的。比如，美国在奥运会上的实力很强，他们的大学生业余运动员在大运会上的实力也很强。但中国却恰恰相反，中国专业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上成绩很好，但纯正的大学生运动员竞技水平却明显偏低，中国能在大运会上取得现在的成绩，基本上是依靠那些具有专业队背景的大学生运动员。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等世界体育主要强国，把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投入基本上都放在高校，而中国的高校却没有这样的投入——这些投入都被政府投在了专业运动队身上。”

　　从教育部1987年开始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至今已过去了20多年，如果从1996年提出“教体结合”的理念算起，至今也有13年了，在这不短的时间里，中国培养的像胡凯这样没有专业队背景、纯粹的大学生业余运动员屈指可数。针对高校在实施“教体结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结合外国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钟秉枢表示：“美国的大学体育协会对高校大学生运动员的训练时间做出了严格限制，即每周最多训练6天，训练总时间不能超过20个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另外，刻意促进学校的训练方式走科学化道路，而不是一味追求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这有利于大学生的身体健康。”

　　在美国，从大学生体育协会到各个高校本身，建有完备的超时训练举报机制，一旦某个学校、某个学生因超时训练遭到举报，其面临的处罚将十分严厉，甚至可能被取消参加大学生比赛的资格。因此，绝少有学校和学生铤而走险。

　　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还规定，一旦大学生运动员参加了职业赛事，他将不能再参加大学生比赛，以避免大学生运动员遇到不平等竞争。

　　上述制度的实施，依赖于一套有效的大学生运动队管理和监督体制。

　　钟秉枢表示，中国的体育体制比较特殊，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分离，并由此导致一些在其他国家大学生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中并不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意味着教体结合或体教结合的道路无法走通，关键仍然是要有一套因地制宜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机制。

　　本报贝尔格莱德7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