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足坛引发争议的辽足队员戴琳“出口转内销”加盟申花一事，随着负责球员注册的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昨天的一句“一切按照规矩办”，而没有了悬念。

　　戴琳加盟申花的方法，是利用中国足协和国际足联对于“自由球员”的不同定义。中国足协规定，和俱乐部合同到期后36个月，球员才能成为自由球员。国际足联则规定，球员和俱乐部合同结束后，就是自由球员。

　　在申花训练已有一周的戴琳，显然不用担心这次转会会泡汤，毕竟他的“转会链”非常清晰：和辽足合同结束后，他短期转会到波斯尼亚一家俱乐部，随后又转会上海申花俱乐部。他的转会文件，完全合乎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标准和规则。

　　然而，戴琳事件确实如一把利剑，刺中了中国足球转会制度的要害。中国足协虽然这次并未粗暴地干涉戴琳的转会，但国内转会制度和国际足联不接轨留下的漏洞，必须尽快堵上。要不然，任何一名合同到期的中国球员都可以复制戴琳的转会路线，在外兜上一个圈子后，就能免费加盟国内任何一个俱乐部。

　　有留洋德国经验的谢晖，对国际和国内足坛不同的自由身概念，有着深刻的体验。因为是自由身，他从德乙菲尔特俱乐部加盟重庆力帆时，拿到了天价合同。然而，当他和力帆产生劳资纠纷后，在法庭完全可以获胜并拿到薪酬的谢晖却最终选择了私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开36个月的禁锢，获得自由身。

　　“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是不肯学习，不谦虚。欧洲足球玩了那么多年，有着一套成熟的东西，怕啥，直接搬过来用，出现问题再改。因为不肯学习，所以我们在学习之前，往往先想出一些土办法，似乎更符合中国的实际。现在国际足坛是全流通的，这些土办法，最终会被证明是糟粕”，谢晖说，“在强调保护俱乐部利益的基础上，我们的转会制度确实要尽快和国际接轨，这样有利于中国球员留洋，对中国足球的提高也是好事。”

　　吴金贵也认为，国内转会制度和国际接轨肯定是大势所趋，“当初足协制定土办法，是想保护俱乐部的利益，但这样做忽略了球员的利益。中国足球未来的改革，希望能兼顾两者的利益，力争做到双赢。”

　　2009年初，与辽足合同到期的戴琳有意转投申花，但因为辽足提出200万元的转会费而不了了之。随后，戴琳先以“自由身”转会至波斯尼亚一家俱乐部，等国内二次转会窗口打开后，申花再以低价从波斯尼亚把戴琳引进来,这就是“出口转内销”。这并不是本赛季中途转会市场的第一例，四川队的吴波也以这种方式成功地转会到了成都谢菲联队。

　　事件回放

　　怎么也是“36”？张玮

　　小时候学杜牧的《阿房宫赋》，其中有一句“有不得见者，36年”，说的是秦始皇后宫里的嫔妃，运气不好的，呆上36年也见不到皇上一面。现在看看，按照中国足协的转会章程，中国俱乐部球员在合约期满后，要过36个月才能恢复“自由身”，不由叹息：这些球员也不比那些嫔妃好多少，36个月虽然不是36年，但又有几个青春年华的球员，经得起这36个月的折磨？

　　现在不少俱乐部都在指责申花破坏了圈内的“潜规则”，姑且不论申花到底算不算“精明”，但有一个问题大家必须面对：这种完全站在俱乐部这边、忽视球员自身利益的“潜规则”是不是值得遵守？至少制订规则的中国足协已有将36个月缩短到12个月的计划。这就说明，原先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球员毕竟不是封建帝王后宫的嫔妃，说宠幸就宠幸，说打入冷宫就打入冷宫。

　　1995年，比利时乙级队一名叫博斯曼的球员经过5年的艰苦官司历程，终于胜诉，从而改变了整个欧洲足坛关于“自由转会”的定义，即球员合同期满便成为自由球员，这就是如今著名的“博斯曼法案”。如今，这个叫戴琳的年轻球员能否推动中国足球关于“自由转会”规则的完善和修改，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