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叫矛盾。全世界只有一个规则，那就是FIFA的规则。你要不承认它，那就去搞一个15人踢的比赛好了。”

　　按足协登记的年龄，戴琳还未满22周岁呢。小小年纪，却很有些历尽劫波的意思。

　　在中国国奥队进行军事化训练期间，曾有球员向来自军队的教官问了一个尖锐问题：你找过小姐吗？军人与足协都忍无可忍，宣布把当事球员开除出队，最初公布的名单里，就有戴琳。

　　2008赛季接近尾声时，上海申花与辽宁宏运打了一场关键而蹊跷的比赛。前者上半场轻取3比0，后者则在比赛最后10多分钟少一人的情况下连扳两球，追成4比4。

　　中场休息时，教练曾怒斥一位球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据说，该球员就是后防主力戴琳，下半时开始，戴琳就被换下。到后来，戴琳曾到预备队报到，宏运俱乐部也多次暗指戴琳涉嫌打假球，而且不止对申花一役。这一次，除了戴琳自己，没有人站出来证明他是被冤枉的。

　　像典型的中国产的中后卫一样，这个年轻人场上容易冲动，容易犯规，小麻烦不断，但谁也不曾想到，2009年夏天的麻烦会这么大。

　　戴琳在今年春季由辽宁宏运自由转会波斯尼亚一家俱乐部，很快又完成国际转会，加盟上海申花，被视为利用国内与国际转会制度的不对接，“曲线转会”，冲击了中国俱乐部的“潜规则”，他和上海申花甚至因此被当做足球圈的公敌。

　　大大咧咧，不好好说话，朋友不多，这是在国奥队期间戴琳留给随队记者的印象（国字号球队里的大连籍球员，似乎很多都这样，总显出一副凡事无所谓的样子），一位女记者对戴琳的评价是，“没什么心眼儿”。显然，利用规则漏洞这类事，不似戴琳一手策划的。

　　蹊跷的是，在两次转会风波中，戴琳背后的神秘经纪人始终不曾露面，与辽宁宏运俱乐部的交涉，基本都是戴琳亲自出面。

　　一种说法是，申花俱乐部现任主帅贾秀全在戴琳转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戴琳在中国青年队期间曾师从同为大连人的贾秀全。

　　当然，更多的人愿意相信，这幕大戏的真正导演，是一直渴望得到戴琳、又与辽宁宏运谈不拢价钱的申花老板朱骏，一个精明的中国商人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利用规则漏洞，是很容易想到的逻辑。

　　在许多中超老板看来，朱骏是有“前科”的，去年武汉光谷队退出联赛，申花利用规则漏洞而洗脱本队的红黄牌累计，也曾引起巨大争议。

　　作为新经济时代的冒险家。朱骏的成功模式也是全新的，他会告诉其他老板，非常抱歉，我的头脑里对所谓潜规则没什么概念。

　　他成了游戏玩家里的异类，大家反感他的理由，只因为潜规则被一再破坏。

　　在申花基地，我见过朱骏两次，他不是在指导一名后卫如何站位，就是在食堂里向教练们大谈球队战术。老实说，我不喜欢这个常常越俎代庖的老板，但在挑战潜规则这件事上，必须不吝掌声与喝彩。

　　潜规则这东西，即使确有其存在的空间，难道不应该是在一个逼仄的角落吗？怎么会堂而皇之地出来招摇？在中国足坛，为什么一个潜规则破坏者受到的鄙视，简直比规则破坏者尤甚？

　　博斯曼像秋菊一样打官司，最终颠覆了欧洲传统的球员转会制度。在中国，独具特色的转会制度拒绝与国际接轨，依旧坚冰一块，球员权益难以得到保护。偶尔有人愤而挑战潜规则，引起坚冰程度不同的晃动。

　　关于球员自由转会的“危险”，2008年年中的中超老总会上，中国足协曾提醒大家留意，多数老板不以为意。中国的足球老板们习惯于一年一签合同，觉得这样便于控制支出，又轻车熟路，不希望改变现状。

　　今年年初，“周海滨转会事件”甚嚣尘上，中国足协再度敦促老板们按国际惯例与球员签约。老板们隐隐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大多不是选择真正与国际接轨，而是“变通”一下，表面上与一些年轻球员签署为期五年的长期合同，掩人耳目，实际上仍是一年一签。

　　看起来中国的坚冰竟不是一个“博斯曼”能敲碎的，需要不断有人加入进来。

　　我毫不怀疑，迟早会有球员与俱乐部撕破脸皮，把两份合同的猫腻丢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继周海滨、戴琳之后，朱骏自己也有潜质成为下一个“中国博斯曼”，尽管他维护的不是球员利益。

　　我问上海申花的新闻官、曾是“国际球员”的谢晖：“你个人怎么看待国内潜规则与国际规则的矛盾？”

　　“这不能叫矛盾。”谢晖答道，“全世界只有一个规则，那就是FIFA的规则。你要不承认它，那就去搞一个15人踢的比赛好了。现在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搞什么潜规则，简直是荒谬。”

　　荒谬的现实正不断遭受冲击，老板和官僚们也借此被普及了常识。他们或许还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博斯曼胜诉之后，欧洲俱乐部（尤其中小俱乐部）老板们一度很悲观。但利益相关方在新规则下很快实现了新的平衡。天并没有塌下来。 ☐　　文 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