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真格引起轩然大波

　　在中国体育界跟兴奋剂斗争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反不反”的问题，而且存在着“真反还是假反”的问题。

　　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对立双方一直是一种“警察抓小偷”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随着国际上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一批药物被列入兴奋剂名单之后，总会又有一批新药被研制出来。

　　EPO（血红细胞增长素）就是这样，它是兴奋剂从“大力补”时代进入到“高科技”时代的医药学杰作。因为通过一般的尿检方法无法检测出人体是否使用了EPO，而进行血检、从运动员身上抽血化验的做法，又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道德争议。

　　悉尼奥运会之前的奥运会兴奋剂检测都还没有使用血检方法，因此，国际、国内体坛有些即使被怀疑有可能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也总能溜之大吉。这次国际奥委会批准在悉尼奥运会进行EPO血检的消息传来，正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行进行第三次血检的时候，这说明袁伟民对国际体育反兴奋剂的趋势是有敏锐洞察力的。

　　9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有被查出有血检超标问题的省市，都要派出省市体育局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公布了两次自查检测EPO血检的结果，告知国际奥委会已批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EPO血检和尿检，宣布体育总局已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

　　袁伟民回忆说，“看到我们动真格的了，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干局长也要顶住压力

　　受这项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使用嫌疑。

　　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袁伟民对“能不能重查”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说：“怎么可以重查一次呢？兴奋剂检查必须是突然袭击的。国际上规定，运动员不能拒绝事先未知晓的飞行检查，如拒绝，则作为阳性处理。现在我经过突然检查，查出你有问题了，然后又高抬贵手同意再重新查一次，而你事先知道要查采取了防范手段，这不就是放过你了吗？而一旦通过“重查”，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毕竟目标是为了成绩，带着这些“危险品”去悉尼，在检查水平更高的奥运会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他们不但无法为国争光、夺取奖牌，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袁伟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我不同意。可是，某省领导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求给机会‘重查’。”

　　不管袁伟民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在这种情况下，袁伟民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为了中国体育和国家的形象，袁伟民宁愿自己承受更多的压力。

　　他说：“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公开“血检超标”消息

　　在反兴奋剂问题上，袁伟民不仅要面对动真格以后的压力，还要面对国际组织、国际舆论有人采取双重标准，借机攻击中国。

　　袁伟民说，“我不会忘记，1996年奥运会开幕式，当中国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美国的电视转播主持人对全世界这样解说中国体育：‘他们的田径和游泳运动员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现在使用兴奋剂国家的运动员入场了。’这样的说法，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反感，美国当地的爱国华人华侨还抗议，要求这位主持人向中国代表团道歉！”

　　一方面我们在兴奋剂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有人又以此为炮弹做政治文章攻击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需要我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此事公布还是不公布？经过反复推敲，我们决定坦然面对，请新华社主动公布来自中国奥委会的消息：2名中国运动员由于尿检呈阳性，25名中国运动员由于血检超标，将不参加悉尼奥运会。紧接着又让中国奥委会新闻发言人主动就中国体育代表团赴悉尼人数有变化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明日请看： 中国在兴奋剂问题上的严厉举措，使得国际舆论风向大变，都开始赞赏中国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