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足总的停滞和内耗，给整个英国足球带来的长远伤害，有一种延时的体现。停滞出现于社会发生巨大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但危害体现在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整个足球行业，不论职业联赛、青少年还是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在竞技能力、社会形象以及经营绩效上，都因为此前管理和服务的不科学不专业不及时，而蒙受着各种损伤。

　　这种管理者不力带来的延时效应，倘若真是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足球运动规律，那么我们不得不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十年更加担心——过去的十年，管理架构上的疾患，已经让中国足球举步维艰，各方面的表现都无法令社会满意，如果深度的延时效应会在十年之后更集中的体现，那么我们岂不是正坐在一颗定时炸弹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前人不是栽树，却是在挖一个又一个火坑呢？我们如何对得起后人？

　　只是足球运动本身，在英国这片热土上，并没有因为管理机构的滞后形成倒退，那股本能的驱动力，仍然推动着足球迅猛向前发展，这是因为足球在第一个母体的诞生和发展，完全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趋势，是因为足球高度普及和受欢迎，才有了足总和联赛委员会这样的管理机构。即便管理机构滞后了，源自于社会大众对足球的热爱和尊重并没有消失。

　　或许英国足球和中国足球的一大差异便在此处——足球在中国也有过一段自然发展、民间普及的过程，不过由于战乱和社会震荡，1949年之前的半个世纪，足球只在一些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里找到了有限的生存空间，在新中国成立后，足球马上就被纳入到整个社会一体化框架之内，这样的管理架构，对于在短时间内提升足球运动竞技水准当然大有帮助，可是整个社会对于足球的关注，都是围绕金字塔顶尖国家队的竞技成绩，民间参与程度低，业余足球普及有限，青少年培训更是全部被管理体制吸收同化。缺乏自然发展的空间，再强大的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完全操控足球这样一项需要巨大民众基础的大众运动。

　　于是当时光流转到了八十年代，强势了三十年的英格兰联赛，最终积重难返，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泥潭。此时英格兰俱乐部足球的竞技能力达到了一个巅峰期，利物浦诺丁汉森林和阿斯顿维拉先后7次夺取欧洲冠军杯，英格兰俱乐部雄霸欧洲足坛，但是各种社会化的问题对英格兰足球的侵蚀，让整个足球架构岌岌可危。英国经济不可救药地衰退，社会矛盾极度尖锐，也在激化着英格兰足球流氓问题，观看足球赛事，不再是每周一次的节日，而变成了每周一次的冒险。年久失修的球场，是另一层安全隐患，对于功利的俱乐部经营者而言，他们最不乐意的投入就是翻修球场，因为这种投资是不可能收到及时回报的。和此后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德国、法国等职业联赛不同的是，球场全都属于俱乐部自有资产，他们很难从政府筹款来翻修球场，当一个个闻名于世的球场都有了上百年历史后，其安全隐患又得不到及时解除，这是酿成八十年代一系列足球场惨案的原因——1985年的布拉德福德火灾和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再加上1985年因为球迷闹事而引发的比利时海塞尔惨案，都让英国足球形象蒙受了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管理机构内部的混乱，也让足总和联赛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政治纷争的猎杀场，对于直接面对职业俱乐部的联赛委员会而言，几乎所有的冲突，都围绕着金钱二字：大俱乐部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越来越为金钱所驱动，他们尤其不能接受所有比赛收入都要和其他俱乐部平均分享的费尔泼赖原则。新的金钱来源，从六十年代初就逐渐进入了职业足球视野，由啤酒赞助商最先提供的一些小额赞助，打开了职业足球赞助的大门。电视媒体对于足球商业价值的提升，也在六七十年代逐渐体现，只是由于英国的公共电视市场，长期被BBC和ITV两家把持，垄断性媒体之间有着极好的攻守平衡默契，使职业足球的媒体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得到开发。

　　六十年代，英国劳工运动的一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百年的劳工顶薪制，这对于职业球员而言是一种经济上的解放，不过在俱乐部老板们看来，却是一种直接的经济挑战：为了维持各自的竞争优势，这种开放式的市场体制，意味着要招募和留住更好的球员，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薪水和转会费。因此对于大俱乐部而言，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对自己有利的职业足球模式，才能对足球进行更深的商业化调整。

　　一批足球商人，也在这个历史阶段先后登场。马丁•爱德华兹、大卫•戴恩们的到来，将彻底改变英国职业足球的面貌。百年传统，将随着足球商人驾临及身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