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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警方在上月破获了一个涉嫌操纵国内联赛的赌博团伙。在捣破这一赌博团伙的过程中，警方不仅掌握了一个庞大的涉赌名单，还起获包括赌球交易往来的银行账号资料、电脑等大量物证。11月3日，由公安部督办、辽宁省公安厅承办的中国足坛抓赌第一大案进入实质性调查阶段。

　　此次大规模“扫赌打黑风暴”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当年“黑哨”龚建平被以受贿罪判刑，这是中国足坛第一例反赌球案。尽管此后，司法对于打击足坛人士赌球一直不力，中国足坛也再无裁判被刑事追究的事例。但龚建平被判刑的先例已经告诉我们，裁判参与赌球收受钱财是有法可治的，那就是“受贿罪”的达摩克利斯剑，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是备而不用而已。

　　此次被调查的大多数教练、足球俱乐部经营人士甚至是足协人员，比如警方的突破口之一、原陕西国力队总经理王珀，他们大多数涉嫌组织地下赌庄，操纵比赛结果甚至比分，涉嫌的是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依照《刑法》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且，《刑法修正案六》还提高了量刑标准，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但是，对于球员涉及赌球本身，法律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除非是球员自己在赌球中涉嫌聚众赌博、自己做庄开设赌场或者以赌球为业，可以用“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治罪；而对于球员收受地下庄家的钱，在比赛中故意放水，踢“假球”的行为，却是很难治罪。这种球员参与“赌球”的行为，不属于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或者开设赌场，不能以“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治罪；同时，球员踢“假球”收受庄家钱财的行为，也不属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踢球行为不属于行使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只能算是一种劳务行为，不能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来惩处。从目前已经公开的球员涉赌案来看，没有一个球员因为故意踢“假球”收受庄家钱财而受到刑法的制裁。

　　然而，球员踢“假球”的行为危害巨大，可以说，没有球员的配合，庄家设赌的行为就无法谋取暴利，踢“假球”现象的行为就不会发生。原辽宁广原队领队王鑫在率领辽宁广原队征战新加坡联赛的2007年3月到11月之间，以2.8万新元（约合1.95万美元）的贿金，收买自己球队的8名球员，要他们在和5支球队进行的6场比赛中，故意输给对方两个或三个球。而“熟悉内幕的人士透露，按照中超比赛做球的行情看，一般一场球的做球金额大概在300万元左右。一般的规律，做球的队员是一名门将、两名后卫、一名前锋。这个规律据说是赌博团伙通过多年实践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两名后卫加一名门将足以决定一支球队丢球的数字”。球员故意踢“假球”配合庄家“赌球”，使得球场假球成风，成为中国足球的毒瘤，也使得整个足坛无心进取，中国足球一直裹足不前，多年来一直是国人的心病。

　　尽管最近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告诫众国脚，一定要洁身自好，远离赌球。“不管是谁，只要出现问题，必将受到严惩，不仅再也进不了国家队，而且还将被终身禁赛。”但是，相对于球员踢“假球”，配合庄家“赌球”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和他可能从中获取的巨额非法利益来说，仅仅是“进不了国家队”和“被终身禁赛”的惩罚未免太小。所以，对于球员踢“假球”配合庄家“赌球”从而收取钱财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刑法理应介入，设立相应罪名，像打击“黑哨”和庄家“赌球”一样，给予严厉处罚 。

　　杨涛（江西　 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