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球迷们还在香蜜湖为曾雪麟举办了寿宴。大家向曾雪麟赠送了《深圳足球的圣诞老人》的像框,深足俱乐部向曾雪麟赠送了“80号”队服,各界人士以及球迷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向曾雪麟表达感谢和祝福。 黄有海/摄
曾雪麟口述实录3
对待师长 打“假”球被小平发现
“小平同志多次跟我们交流过足球业务。当然,他不会在具体的战术上对我们进行指导,而是在战略上给我们讲述攻守的眼光,要求我们注意掌握比赛节奏。”
那时候,我们从军政大学毕业出来起码是排长,当时就是想读书当干部,根本不愿搞体育,因为那时的客家人普遍认为搞体育没出息。不过,我遇了超级球迷邓小平和贺龙同志之后,改变了我的想法。
中国第一支国家队成立不久,邓小平和贺龙把国家队请来与西南军区队踢了两场比赛,政委与司令都从头看到尾。国家队优势大,担任西南军区队守门员的我多次救险,邓小平和贺龙频频鼓掌,赛后贺龙说我是“橡皮大门”,意思是跳得高、弹得远。贺龙知道我不想搞体育,就做我工作,“搞体育,踢足球,也是革命。”后来在贺龙的推荐下,我就进入了八一队和国家队,开始了职业足球的历程。贺龙同志是我的头号恩人,是他把我选进了八一队和国家队,后来又送去匈牙利留学。
另一位值得回忆的师长是邓小平同志。1951年,我在西南军区经常见到小平同志。后来他去了中央工作,也是经常到北京先农坛球场看我们训练。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在土场踢球,小平同志经常在礼拜天坐着大红旗轿车悄悄进来,事先不会通知任何人。他每次都戴着一顶草帽,随手带着一把“马扎”,在球场外随便找个地方就坐下看训练,看完就悄然离开。后来我当了国家队主教练,小平同志也经常到现场看国家队比赛。不过,他很少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而是在后面几排找一个不起眼的位子,赛后就马上离开。
1958年的五一节,我们的国家红队(一队)和白队(二队)踢一场“劳动者杯”。两个队谁都不想输球,我们私下商量干脆打平算了。那天我们在北京比赛,我是国家白队的守门员。球场里人山人海,小平同志也专门过来看球。他对足球看得很准,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没看完就起身走了。那场比赛最终打成2∶2。过了一阵子,小平同志把相关负责人叫去批评了一顿,“你们怎么讲好了结果再打?这种假球以后绝对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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