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安晚报
中国足坛扫赌风暴刮向足协后，包括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在内的足协三巨头纷纷落马，中超公司总经理吕锋也被警方带走。然而在足协里，仍然有一些为中国足球奉献自己一生的人，比如说郎效农。
中超之父人称“郎叔”
1947年10月7日出生的郎效农，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同时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1970年，23岁的他被招入宁夏自治区足球队，担任守门员一职。8年后，郎效农选择了退役，并被分配到宁夏自治区体委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前往北京体育大学学习，并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被借调至北京参加组织工作。正是这一次的借调，让马克坚和李传琪看中了郎效农，并将他留在了中国足协工作。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之后，郎效农与马克坚、李传琪一起投身到职业联赛的创建工作中。并在1995年和1997年分别被提拔为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先后担任竞赛部主任等工作。2001年，郎效农被调离联赛管理部门，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2003年担任联赛部主任。
2006年，中国足协中层干部轮岗，郎效农因为将在接下来的聘期内退休，因此没有参与竞聘，从联赛部主任的位置上退下，只担任了中超委秘书长一职。在足协任职多年，且取得过众多成就的郎效农，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郎叔”。
以足协为家的工作狂
在中国足协内部，郎效农一直被认为是最为敬业的干部。他以足协为家的事例，成为足协工作人员的常谈。但凡有比赛日，或者他认为有必要加班，他都会在足协办公室里过夜。
2003年3月，郎效农正式担任中超筹备办公室主任，而这个新机构成立时，曾创立了足协的好几个“一”：“一个主任，郎效农；一个工作人员，毛卫民；一间办公室，伟图大厦302室。”而正是在这一间办公室里，依靠极其有限的人手，郎效农硬是参考了英超、意甲等一流联赛以及韩日联赛的经验教训，最终确立了中超联赛的方案。
随后，为了确定俱乐部的企业法人性质，郎效农多次咨询经济学家和工商部门；为了中超标识，他又带着毛卫民并找来两名记者忙活了2个月；为了能了解外国联赛，他利用各种机会搜集资料，甚至托记者出差时帮忙收集。
在北京国安罢赛风波期间，郎效农甚至可以忙到连续半个月不回家，他就是一个人们眼中的工作狂。
生活节俭不讲吃穿
但凡了解郎效农的人都知道，在生活上，他除了不吃羊肉和辣椒之外，从不挑食。他习惯在龙潭湖边的小店里随便点一些吃的，即便请客，两三个人的消费都不会超过50元。据一位与郎效农熟识的记者回忆，2001年4月的一天，当时值班的郎效农端了一碗白米饭，上面就放了两根香肠作为下饭菜。即便在国外，花着公家的钱，郎效农也从来不会胡吃海喝。
郎效农乃足协内部工龄最长的处级干部之一，可是在住房问题上，他始终不愿将自己的住房换成更好的。除了房子之外，郎效农也从来不看重名车。在此前的车改时，他曾买了足协的一辆旧桑塔纳，可是他不会开车，便将钥匙给了一位同事，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有时候下班接他一起走。
为中超得罪阎世铎谢亚龙
当初阎世铎曾提出将联赛分为南北赛区，并将中甲与中超合并。作为中超的创始人，郎效农坚决予以反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态度坚决地保护刚满一周岁的中超联赛。生性耿直的郎效农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气抖出了所有的心里话。而得来的结果便是，在之后的多次会议里，他不是以旁听的身份参加便是不允许出席。不过，最终郎效农似乎取得了成功，因为中超联赛一直按着现有的制度进行着，新政并未实施。
2007年初，谢亚龙提出了中超赛制南北分区的想法。当时，郎效农就表示了不满，认为在事先没有征求中国足协内部意见的情况下，谢亚龙就畅谈中超改变赛制，不是明智之举，很容易引起各方面的混乱，尤其是赞助商方面的质疑。2008年8月8日，郎效农直接向国家体育总局分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崔大林上书，陈述了自己反对实施南北分区赛制的理由。10日，崔大林来到中国足协开会，彻底结束了南北分区的闹剧。
此后谢亚龙离职时，郎效农在其博客里也大声疾呼，谢亚龙乃是伪协会主席。
其实有关郎效农不畏领导果敢行事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以至于圈内人在点评这次反赌风暴时都说：“如果中国足坛还有一个干净的人，那便是郎效农。” 题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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