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京报业网-金陵晚报
据某中甲领队透露，在去年一场联赛之前，他接到当场裁判的电话。“虽然用词很委婉，但就是要钱，否则就有不利于我们的事情发生。”由于该队资金并不充裕，只好假装没有听懂。第二天的比赛，好在对手实力有差距，该队拿下了比赛。
裁判的收入账面只看到这些：中超主裁判一场可获津贴1600元，助理裁判和比赛监督的津贴则分别为1000元、800元。中超共计有30轮比赛，几乎没有哪位主裁判能够吹满30场。即便轮轮不落，一年下来津贴最多只有48000元。差旅费按规定，每天的伙食标准200元，住宿标准则为250元。在此基础上加上本职工作（一般裁判都有自己的工作，比如体育教师），裁判的收入应该算不上高。
但是，裁判是很多俱乐部的工作重心。发展到极盛时期，不少裁判定期从一些俱乐部获得定额“津贴”，而一旦什么时候使上了力气，还会得到额外奖金。龚建平案后，裁判界的不正之风渐弱，但此风并未彻底消失。圈内人士透露，在目前曝光的扫黑比赛中，可能也有裁判问题。一位北方俱乐部官员甚至说，“给裁判红包，就和患者家属给医生红包一个道理。给了不一定指望你吹赢我们，但不给心里总是不踏实。”有些大俱乐部甚至让退休的国际裁判成为自己的顾问，虽然和现役裁判没有关系，但裁判界的事情，顾问也可以施加一定影响。当然，这些顾问也会不定期地收到以万计数的“顾问津贴”。
以陆俊为例，从1994年甲A联赛就开始执法，一直到2004年退出，他共执法甲A158场，中超12场，也就是说，顶级联赛他共执法了170场，再加上足协杯、全运会等场次，陆俊在国内至少执法了200场比赛，而这些比赛的津贴就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陆俊所说的最高40万是哪一场，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裁判在顶级联赛关键场次上有所偏颇，俱乐部表示的数目是以10万为级别的。当初传说某裁判“吃了原告吃被告”，两头各收了20万，最后又声称比赛过于“复杂”，各退了10万，就是在这个级别上的交易。当年绿城在中甲时，足协的工作人员孙培彦给绿城透风，说自己有裁判的关系，也不过是五六万的级别。
据悉，就像球队之间的交易一样，资金一般是以现金的形式交易。一位圈内人士透露，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通过卡上转移，因为即便是用别人的身份证办的卡，也会在取钱时留下影像资料。这样大的金额交易绝不会请旁人代劳的。钱一般先行支付给裁判，如果不这样，没有任何人敢于冒拿不到钱的危险而“工作”。
实际上，有些裁判因为微小的受益就成为媒体的焦点。“桑拿裁判”陶然成，得名于2002年甲A第一轮，某媒体披露他赛前接受当地足协宴请，事后还接受了桑拿服务。当时，中国足协进行了调查，虽未透露桑拿具体情况，但要求当事人陶然成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出现类似违规的事件。陶然成此后数次成为焦点，巅峰之作当数“双角球”。2005年8月22日，主场作战的武汉对冠城的比赛进入补时阶段，观众都以为比赛会以0比0结束，武汉队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按照比赛规则，这个角球应当在冠城球门的右侧罚，因为皮球是被冠城门将宋振瑜从右侧踢出底线的，但武汉主场的球童在两边角球区都丢了球。此时，武汉队员为节约时间就近走到了左边罚球，而右边角球区也有人“跟上”，也摆了一个足球在角球点上。冠城队球员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右边，球员说，“当我们听到脑后一阵凉风时，刚刚转身，只能看见武汉队后卫杨鲲鹏头球进球了。”原来，武汉队率先开出了左边的角球，对于这个明显违反规则的进球，当值主裁判陶然成认定有效，最终冠城不得不冤枉地以0比1输掉了这场比赛，弄得当时的冠城总经理吕锋（已被协查）多年之后还在调侃，一支球队需要加练“双角球”。
2009赛季，执教重庆的荷兰人哈恩掏出钞票向裁判挥舞，也可以理解为对裁判“隐收入”的关注。行内人士表示，裁判的收入不但要看其本人的住宅、座驾，还要看其家属的这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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