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益时报
4月20日，记者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彩民周义明杀妻案庭审结束，被告人周义明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当事人周义明的代理律师徐先生介绍，当事人事发后十分后悔。法庭出于被告有自首悔过情节，判处死缓。
案件在彩票业内和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痛定后的思考，究竟是限于一个个案，还是彩票业先天不足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国家建立彩民心理辅导制度是不是该提上日程？
杀妻彩民被判死缓
周义明，现年32岁，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人，死者系其妻，今年28岁。周义明婚后沉迷彩票，把积蓄用在购买彩票上。但运气不佳，钱花了不少，却没怎么中过奖。2008年，其妻无法接受他的痴迷，外出打工。1年后，其妻正式提出离婚。2009年11月6日，周义明在和妻子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前，在民政大厅门口，拔出刀将其妻刺死。
周义明和妻子是在南京打工时认识并相恋的，2001年两人结婚，婚后两人感情很好。但到了2004年，周义明迷恋上了彩票，一发不可收拾，除了留点生活费外，每月积蓄全部用来买彩票。在2004年到2009年，周义明没有赚一分钱，都是妻子赚钱养家。两人的感情一落千丈，妻子多次向其提出离婚，可周义明并不同意，最终在前去离婚的路上酿成了惨案。
据庭审时周义明自己的供述，妻子在杭州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自己在上海给人家开车。因为家庭矛盾，其妻以前也提过要和自己离婚，但后来和好。可事后没有多久，妻子再次提出离婚。“我约她回六合老家离婚，其实我不是真想离婚，只是把她约回来，我们再好好聊聊。”周义明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妻子回六合时竟然带着自己表哥，他就知道这次是真的没有戏了，妻子是铁了心要离婚。“我去民政局和她碰头，路上遇到一卖百货的老头，我趁他不注意，从他三轮车上偷了两把刀。”周义明说，带刀的目的是吓唬妻子，让她能回头。因为以前妻子提出离婚时，他也带着刀在她面前晃，结果妻子吓得不离婚了。
“罪过不在彩票”
南京福彩做培训工作的张磊 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叹：“还是应该劝彩民理性购彩。”他认为，这不是彩票的原因，还是个人的问题。
做过体彩培训工作的李青 这个问题只能说明是个人问题，而不是彩票的责任。“一个人把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彩票这种机会游戏中，已经丧失了理智和基本的自我判断能力，他在心理上是不健全的。”同时，他表示此事告诫了广大的彩票工作人员，应该更加注重彩票的社会意义，加强对彩票的社会宣传，而不仅仅是宣传彩票能够中奖，彩票能够改变命运，更多的是让人们通过彩票这种公益产品为社会奉献爱心，同时也有得到回报的可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善积德！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大彩票的社会的奉献意义，减少彩票让能人怎么怎么样的宣传和推广，不能为了利润改变本质，否则就是赌博！”李老师再次强调。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亮责任毫无疑问在于男方，因为首先在这名男子在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疾病的情况下，犯了故意伤害罪。其次，福彩管理中心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彩票管理中心不可能控制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有声音说投注彩票成瘾是罪魁祸首，这看法我并不能认同。首先，这名男士已经成年，他应该具备控制自己言行举止的能力，既然有这方面能力就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思考，并且承担后果。其次，福利彩票的发行与经营都是得到国家认可的，属于合法经营。彩票发行与毒品交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并不存在成不成瘾的问题。可以说这起案件彩民与彩票管理中心不存在任何责任关系，应该由男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海南省海口市第46015068号彩站站主郑先生 周义明太不理性了，买彩票一定要量力而行，“即使有些闲钱，也不要一味为了中大奖而痴迷过度。”郑先生表示，在国外好像也有过类似的事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个人的问题。郑先生自己也玩彩票，但很克制，打的不多。他建议对彩票的心态要摆正，不要过度痴迷、“明天没有钱吃饭了，怎么可能再打彩票呢。有多少钱打多少钱，量力而行。”郑先生建议。
广东第44080301号彩站站主陈先生“男方做法确实偏激，但是生活压力过重也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毕竟工薪阶层的生活压力都很大，为了让家人能够过上好的日子，很多男人心里想的都只是如何发财，他们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做法，也在这个过程逐渐迷失了方向。当然，确实有很多彩民在投注时做不到节制，这方面彩站没有办法制止他们，只能做一些善意的提醒。”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庆办工作人员杨程 买彩票并没有错，最大的问题出在丈夫的心态上，尤其是对于周义明的这种过度沉迷彩票的做法，十分不理解，“彩票怎么能当做唯一的爱好呢？要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一定远离。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性格比较偏激。”
心理疏导不容忽视
广东省商学院彩票研究中心主任胡穗华给出了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此类个案的发生主要是彩民个体的问题。不仅是彩民，当一个人沉迷于某一事件无法自拔且对家庭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时，均有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彩票业的发展应该使人们更加关注对彩民进行公益宣传的重要性，以及对彩民进行必要的心理引导和在条件成熟时进行适当的信息跟踪。
我国的彩票业目前还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发展速度快，相对的一些彩票业负面的效应也显现出来。目前我们能做到的还停留在依靠政府和彩票机构以及媒体做一些宣传，告诉大家彩票的公益性质，要理性购买，但现在中国的彩民买彩票基本上都是奔着中大奖去的。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边做、边看、边摸索的阶段。
从国外的经验看，他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由于他们发展时间长，在对彩民心理引导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像这类关乎到彩民购彩心理的问题都是由博彩公司的有关专家来做对彩民心理辅导工作。博彩公司和政府合作，为了减少博彩业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博彩公司都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彩民购彩的投入超过了他收入的10%，就会提醒不要投那么多。国外的购彩网站，系统一旦察觉到注册会员近期的购彩金额上升的比较快，中奖概率又很低，就会限制这位会员的投注金额，同时提醒他买彩票有风险，投资需要谨慎。
但非网络投注对于彩民的心理干预和辅导工作操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这个在国外做起来也一样，因为你很难做到了解一个彩民的信息。这种情况也就只能凭借站主和销售员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来提醒彩民购彩有风险，毕竟他们是和彩民接触最直接的人。
至于把对彩民心理引导这个问题立法的话，操作性不强。因为法规首先要有可操作性，如果不够细致可以出台细则。但心理问题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性。
我们目前可以做的也就是加大宣传力度，告知彩民购彩有风险，仅此而已。广东这边体彩的做法是由彩票机构统一做好“购彩有风险投注需谨慎”的提示语，然后要求彩站贴在明显的位置，比如收款台上以及彩站的桌面上。
政策出台不可倒置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刘岸律师认为，仅从个案还不能说明我们国家的很多彩民都需要心理辅导。
一个法规的出台首先要有社会的需要。社会上相关的案件多了，这个行业内对于立法有呼吁这是前提。那么行业的主管部门会组织业内人士和专家进行讨论，考虑是否存在立法的必要性。
就彩民心理辅导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写到《彩票管理条例》里面或者单独立法，那么要确定法规对应主体是谁，由谁去进行辅导，以什么方式辅导，应该走什么程序，哪个机构负责，经费如何解决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相关部门决定要建立这样一个救助制度，这些工作都做完了，才应该轮到立法方面的工作，出台相应的法规对该制度进行规范，而不是先弄一个法规出来，所以现在谈对彩民心理辅导的立法问题应该说还有许多先期工作要做。
本版采写 记者 王 征 见习记者 孙艳芳 郭明浩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