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探寻新航标任重道远 金牌指挥棒下岗

　　新华网合肥5月26日体育专电（记者宋斌、李丽、杨玉华）北京奥运会或是中国体育的一道分水岭。在竞技体育实现登顶的辉煌之后，中国体育正尝试着从金牌战略到民生工程的艰难转身。

　　改革势在必行―――体育能否由争金夺银的赛场变成服务大众的平台，能否由金牌主导的体制转型为民生主导的体制，能否实现其本质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以及在经济领域的拓展，能否逐渐淡化计划色彩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26日落幕的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是一块试验田，清晰地传递了已成为体育大国的中国，要继续走向体育强国的信号。

　　金牌指挥棒“下岗”

　　不设金牌，获奖面逾六成的奖励体系的变革，让四体会开了中国体育赛会的先河。不设金牌，并不是否认竞技本身，而是打碎传统的评价模式，也对体育各级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改革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改变了发给运动员的奖品。

　　历届全运会上，为抢金牌而衍生的负面新闻不断，归根结底是金牌指挥棒扭曲了体育价值观。全国体育大会决不能办成“全运会第二”成为体育人的共识，反映了政绩观和体育观的可喜转变，以及在中国特色的庞大运动会体系中寻找定位的思考。

　　获奖面的扩大给了更多人机会，降低了竞争的残酷性，也减少了以不正当手段争冠的刺激因素。江苏男孩王恭澳就是受益者之一，这位航海模型比赛二等奖的得主只有5岁；而各个赛场上都不乏“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情景，体现了体育重在参与的本质。本届四体会实现了零投诉的和谐竞赛，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小宁对此深有感触：“以前为了争金牌打得不亦乐乎，现在赛场氛围其乐融融。”

　　金牌作为竞技体育最高成就的象征，曾在新中国历史上扮演了特殊的重要角色。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带来情感冲击、国人盼望振兴中华的转折点上，女排五连冠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找到了出口。女排精神因此激励了数代人，竞技体育的励志功能被演绎到极致。时代不同了，竞技体育依然是承载荣誉的母体，但日益富强的中国已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世界，国人希望通过金牌而求得世界认可的渴求在逐渐消退，体育也因此得以放下重担，回归“参与、交流、健身、快乐”的本原。

　　四体会提出不与济南全运会等同类运动会比规模，比投入也是可喜的变化，不仅有助于刹住攀比风，也符合“节俭办会”的国际准则。追求规模和攀比心理往往形成不计成本、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不能惠及反而危害百姓。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晓敏说：“检验体育大会成效的标准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满不满意。”

　　“大”体育多台唱戏

　　亚太群体协会副主席辛格盛赞四体会体现了“全民体育”的精神。他说自己在观摩赛会群体活动时，被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投飞镖的情景“迷住了”。

　　体育不是少数人的体育，广泛的参与性正是四体会着重打造的亮点。合肥新华学院的学生许斌有了手拿指北针和地图定向的“初体验”，一位80后市民有了跟偶像丁俊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赛事普遍设置观众体验环节，明星运动员与普通大众面对面，引导了大众健身的热情，拓宽了观众的健身方式。非奥项目本身专业性弱，趣味性强，有些项目兼有科教和益智作用，更符合体育的参与精神。对于大多数没有形成体育习惯的民众来说，四体会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

　　王励勤、古力、李妮娜等体育明星广泛参与志愿者活动，他们走向学校、社区和农村，利用自身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中的巨大号召力，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履行了举国支持的竞技体育回馈社会和大众的义务。

　　在办赛模式上，四体会摒弃了单纯办赛的理念，创造性地设置了“赛”、“展”、“论”、“游”的四大板块。赛、展之外，还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特别是体育旅游的“时髦”概念，对宣传城市、拉动地方经济多有裨益。从本届开始，体育大会有了固定的会歌和会徽，体现了开拓市场的品牌意识。处在世博会和年底亚运会的“夹击”之下，四体会招商不易，最终筹集到以实物为主的价值两千多万元的赞助经费，被赛会组委会秘书长、合肥市副市长杨增权形容为“达到预期”。但有专家认为，如定向、体育舞蹈等非奥项目一直游离在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之外，本身的发展就带有市场特点，市场开发的力度仍可进一步加大。

　　整体而论，四体会冲破传统竞技体育观念的桎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范畴进行了多种尝试，集中体现了新形势下体育转型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但体育改革的大课题并非是一届运动会所能承担和解决的问题，体育的生活化和社会化仍需要在运动会之外多努力。四体会组委会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改革发源于安徽，体育的改革也要从这里起步。”

　　民生体育，任重道远

　　体育是重要的民生。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明显提高，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荣登金牌榜首，但与之不相称的问题还很多。

　　中国人营养好了，国民体质调查的数字却不容乐观。我国35岁到49岁的成年人中有八成处于亚健康状态，参加体育锻炼的不足8％。作为国民财富的民众身体状况亮“红灯”，将直接威胁到经济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在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蒋效愚呼吁把提高全民族的身体健康素质作为国家战略在"十二五"规划中确定下来，因为“没有民强做基础，国强就是空话”。儿童和青少年体质的逐年下降更引起广泛重视，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疾呼，恶化下去甚至有产生新一代“东亚病夫”的危险。

　　在发达国家，体育是一种广泛追求和备受推崇的生活方式。而中国对体育的社会认知和参与程度低，国民还没有形成终身体育的习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观念，如何让体育精神融入国民精神，让体育生活化和常态化是亟待研究的课题。目前在农村和城市广泛实施的体育健身工程、健身路径还存在“只建不管，建而不当”的问题，需要警惕其沦为“形象工程”的危险。

　　体育产业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而中国体育产业拉动ＧＤＰ的潜力远未开发出来。目前足球职业联赛等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体制对体育产业的制约。大量体育资源掌握在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手中，社会力量难以进入，需要政府进一步在体制上“松绑”。

　　从大体育牵涉到的文化、教育、经济、法律等多个领域可见，体育绝非仅是体育部门的“家事”，民生体育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改革无法一蹴而就，但此次四体会的大胆创新和尝试，应该成为撬动体育各领域多方面改革的杠杆。那么体育大会的一小步，就能成为中国体育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