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亿万中国球迷沉浸在世界杯的狂欢中，但南非的球场上依然没有中国球员的身影，许多人禁不住要问：13亿人，怎么就挑不出11个好球员？然而，残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更令人揪心的是，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已近枯竭，这种趋势甚至正向整个中国体育蔓延。
7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携总局8个部门负责人前往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调研，反复强调“重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体教结合”这个呼吁了多年的议题，再次成为全社会的焦点。
这些年，对于“体教结合”的探索从未停止，有人在坚守中迎来“阶段性”胜利，也有人越走越困惑。在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路上，这是一个难解却必须解开的“死结”，中国体育别无选择。本版今起推出“求解‘体教结合’”专栏，透过学校办体育的个案，解读体育人才培养链条的悲喜与得失,探寻中国“体教结合”之路难以踏上坦途的症结所在。
从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一个岔路口拐入，七绕八绕地穿过树林、农田和村舍，路的尽头出现了一片开阔地。绿树环绕着砖红色的楼群，大小足球场交错分布，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
7月20日，教练胡建平坐在基地的食堂里，身后是一群十二三岁的男孩子，都剃了短短的头发，围坐在一起说笑着吃饭。这位前北京国安队球员曾是中国足坛首屈一指的高材生，如今的身份却是一个“孩子王”。
坐在他对面的，是这里的“掌门人”、三高足球训练基地主任李连江。在人大附中干了35年体育教学工作的他，花了25年打造了一个“道德素质高、文化素质高、技术水平高”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当年胡建平弥足珍贵的大学生身份，在“三高”却变得平常，这里的孩子们除了10%走进了职业队，其他90%通过体育生招生政策，几乎全部踏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名校的大门。
曾来参观的前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感慨道：“世界上踢足球的90%的孩子都上不了大学，这里的孩子90%都能上大学，很了不起。”
建100个“三高”，就要有100个这样的校长、团队和办学理念
放眼北京乃至全国，人大附中都是响当当的名校，校长刘彭芝那句“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办学名言更是远近闻名。对于这位老领导，李连江打心眼里尊重，可谁也没想到，当初正是刘彭芝把李连江的足球队从学校本部“赶”到了这里。
“我们前身是人大附中校队，每天下午训练就封住操场。”一天，刘彭芝把李连江叫到办公室，一指桌上的一叠信：“这是家长和学生的投诉信，100多封。”无奈之下，足球队只能离开学校本部，在城郊结合部安了家。“足球队不能剥夺普通学生锻炼的权利”，即使“背井离乡”，李连江也服气。
建训练基地，一切从头开始，困难超乎想象。“校长来这哭过三回，这么多钱从哪儿来啊？”没有经费，只能四处想办法，李连江请来了共建单位坦克六师，一支部队、十几架机器，大干了40多天。部队领导说：“连江，你管我们吃饭，管机器吃油，就成。”平整土地这一项，没花一分钱。
那些日子，李连江和他的团队扎起帐篷，吃住在基地，从食堂到宿舍到教学楼，一砖一瓦地建设。从一片满是坟头的荒地变成如今180亩颇具规模的足球学校，李连江说“这就是人大附中的精神，一切为了学生，我们搬出了学校本部，但把这个理念带出来了”。
让孩子踢球好，又考状元，我做不到；但学习合格，做得到
谁说体育生就一定学习差劲？李连江不信这个邪。“三高”的孩子能踢球，成绩也要拿得出手。
即使与人大附中本部相距甚远，但学校派来文化课老师，让两地共享教育资源。平时，除了每天下午1个半小时的训练，其余时间孩子们就跟普通中学生一样，上课、补习、自修。如果出去比赛，随队必有文化课老师，利用间隙“见缝插针”教课，甚至快递来试卷与本部学生同步考试。
第一次带队到广西梧州冬训，李连江去借教室，当地负责人一脸诧异：“就从没见过哪个足球队要用教室的！”现在，每次人家都提前备好教室，甚至其他冬训队球员的家长还会央求“让我的孩子一起跟着上课吧”。
要让踢球的孩子安下心来进教室，用胡建平的话说，“我自己上过学，知道有多难”。于是体育就成了调动学习积极性的杠杆。有次物理课讲空气动力学，老师就用卡洛斯的任意球举例子，孩子们的兴趣一下就上来了。
李连江则说，文化课老师进训练场；教练员进教室，出发点都是学生，这是体教结合最闪光的缩影。
在“三高”，孩子们的第一身份永远是学生，运动成绩再优秀，两门成绩不及格也不允许出国参赛，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谁也不能破例。
一次希望1队要去澳大利亚打比赛，临行前主力中后卫却被李连江给按住了，原因是两门考试不及格。家长大老远地跑来求情，李连江说：“不是我狠心，这是对你儿子负责，以后踢不出来怎么办，只有学习才能解决出路。”
别人办好一件事，你们办好两件事，这就是成功
“三高”模式的核心，意在让练体育的孩子接受正规教育，这恰恰是传统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所抛弃的环节。十几岁的年纪，是运动提高的敏感期，也是学习知识的关键期，“三高”模式想证明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
有人认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学训矛盾是个死结。李连江却有自己的看法，“让踢球的孩子都考600来分，这不现实，我们要在踢球和成绩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国外“体教结合”的成功案例中，训练不在时间长短，而在质量和效率。李连江第一次带队去墨西哥训练，外教每天就1个半小时训练，绝不延时。他心里觉得这钱花得真冤枉，就偷偷晚上加练。结果对方不干了，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方案训练。3个月，成效明显，李连江被触动了。
“我们每天训练没有超过两个小时的，练就好好练，练完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人说“三高”是半军事化管理，李连江却说“我们不是军营，是学校”。读书会、讲演比赛、排演小电影，这些校园文化“三高”都没有丢掉，听说孩子们演的英语剧在冬训基地“技惊四座”。
“三高”是育人模式，当不成球星不要紧，但人的素质一定要培养出来
对家长来说，把孩子送进“三高”的最大动力，就是在这里不会把孩子练“废”，反而多了一条出路。而在李连江看来，“三高”最大的成功，不在于培养出女足队长刘英、男足国脚王安治等名将，而在于通过足球教育塑造了好的品质，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学校办体育，跟竞技体育的淘汰制不同，出得了红花，绿叶也得有自己的价值，给孩子们选择的权利和能力。”
有对北京兄弟宋飞、宋翔，家境困难，父母摆烟摊养家。在“三高”踢了10年球后，都读到北京理工大学硕士，踢了中甲，如今一个留校工作，一个就职某网站。李连江说，如果足球能把孩子带到这样一条路，何愁没人来踢？
“学‘三高’，不是学建基地、组希望队、出国比赛，而是要学这种理念，把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摆在第一位。”当听到“三高”培养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生周寅猛在汶川挂职所做的演讲时，李连江瞬间热泪盈眶，学生如此，这条路再辛苦也值得。
“宁可不要金牌，别把‘三高’精神给我丢了！”这是李连江常对教练们说的话。
这些年，赞助商在变，但“三高”的理念没有变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到来，让“三高”成为媒体的焦点，但其实这一路走来，各种困难如影随形，“三高”一直在寂寞中坚守，看似成功的“体教结合”背后，还有深深的苦恼。
相比于职业俱乐部的财大气粗，“三高”的口袋一直不宽裕。从基地建设、运动设施到比赛装备、出国比赛，哪一项都需要大笔资金，仅靠学校的教育经费远远不够。当初，也有几家单位要共建这个项目，结果启动仪式搞了，钱却没了踪影。
李连江说，粗略统计，我们的资金来源是学生交纳1/3，人大附中投入1/3，社会赞助1/3，只够勉强支撑。俱乐部的名称也换了几茬，从最早的国兴、BTV、华星，再到如今的亿城。可随着队伍水平提高，经费也急剧增长，只能一面想“招”筹款，一面琢磨“省钱之道”。“比如去韩国打比赛，跟对方建立交流机制，食宿互相‘埋单’，这样出国比赛的食宿费就省下来了。”
教练员的待遇也在尽力压缩，“有职业队请我们的教练，不算奖金年薪就100万元，我们给的只有1/10”，李连江坦承仅靠团队凝聚力吸引师资，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但无论怎么省，对学生该花的钱，李连江从来不含糊。“按照竞技体育规律，培养一个优秀运动员每年要打80场比赛，这个钱必须花。”他说，无论怎么变，“三高”体教结合、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宗旨从未改变。
原声回放
“中国足球目前处于非常落后的现状，要想取得改变，必须从娃娃抓起。”
“中国足球如果只是看看球、评评球就想把足球水平搞上去，那是妄想。”
“其他项目虽面临着困难，却仍有改革的余地，而中国足球，连改革的余地都没有了，而是需要重建，因为整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坍塌，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已近枯竭。所以说，重建后备力量培养体系，才是中国足球的当务之急。”
“现在需要真正形成一种意识，这就是搞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实际上是一个公益事业，不要指望从中谋利。”
“中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孤立在社会主流的教育体系之外的。”
“这些年来，竞技体育一直存在着文化教育与训练结合打不开的死结。我们要打开体校封闭的城墙，积极与教育结合。”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调研时的讲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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