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从重庆分配到四川南部一个偏僻小县城工作。这个县城非常小,城区面积仅一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不到5000。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在工作中竟然结识了几位桥牌爱好者,刚好凑成一桌。
后来,在中学、银行等单位又陆续发现四名桥牌爱好者,加上新学会的几个,打桥牌的人数增加到十几个。这样,我们不仅平日休息时能打桥牌,星期日甚至可以打一场队式赛。在这样一个闭塞小城,有这么多人打桥牌,让我非常欣喜。
然而,好景不长,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桥牌被视为资产阶级娱乐活动,不少爱好者为此受到批判,另有七八个人因各种原因被划成“四类分子”,以至于我们这支业余桥牌队的活动被迫停止。此后的一年夏天,我因病住医院时,竟遇到了三个同我一样的所谓“四类分子”牌友,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副扑克,于是我们在医院打了三天桥牌,算过了一次牌瘾。
时间到了“文革”中期,在机关干部中悄然兴起一股桥牌热,出现了一批新牌手,我们的队伍扩大到了近20人。再后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桥牌恢复了名誉,成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我所在的县也成立了桥牌协会,拥有会员四十多人。除组织比赛外,县桥协还组队参加宜宾市成人组,老年组,双人组等各类比赛,成绩还不错。成人组和老年组先后获得市级队式赛冠军两次,亚军和第三名各三次,双人赛冠军三次。我与一位牌友还曾入选市老年队参加省级比赛,为市队从乙级队晋升甲级队立下汗马功劳。
可惜的是,随着我们这一代桥牌爱好者逐年衰老,打桥牌的年轻人不多,目前这个县城的桥牌在走下坡路。我真的希望这里的桥牌能够恢复曾经的热闹和蓬勃。
刘时行(四川省屏山县地方志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