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昨日，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裁判日活动，各级执法裁判和比赛监督悉数参加，此举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能够使联赛中的裁判问题得到改善。会后举行媒体座谈会，本报记者受邀出席，与足协裁委会主要负责人和孙葆洁等执法裁判面对面交流。
对话官员
杨新利：这不是危机公关
作为掌管裁判工作的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杨新利每天为裁判问题忙得焦头烂额。本赛季足协推出裁判选拔新政，由于新人经验欠缺等因素，裁判问题愈发突出，几乎成为千夫所指。昨日，杨新利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邀请媒体与裁判面对面，并非是一场应急的危机公关。
华商报：本赛季中超裁判队伍有了很多新面孔，但由于经验不足和心理压力过大，执法水平参差不齐，对此足协技术部如何评价？
杨新利：目前的现状是我们的裁判队伍并不年轻，第一阶段执法裁判的平均年龄为39岁。我们的事业需要大量新人，目前全国有证的裁判200出头，但是比赛少，给新人的锻炼机会太缺乏了。我们的业务培训、包括裁判选拔还处于初级阶段，上世纪50年代是什么样现在还是，21世纪没有任何变化。中国足球在形式上是职业化，但是在很多方面还很不职业。年轻裁判和老裁判的问题要辩证地看，事实证明不是年轻裁判吹不好比赛。我们让年轻裁判执法联赛不是单纯为了年轻化，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能达到国际比赛的要求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华商报：现实情况是年轻裁判在比赛中误判和漏判比较多，在这方面如何去提高？
杨新利：前几天足协召开专门会议，对赛风赛纪提出很多具体要求，大力提倡公平竞赛的原则。年轻裁判失误比较多，是中国足协后勤保障没有做到位的问题，比如没有请心理咨询师，给他们减压等等。对于不足之处，中国足协正在努力弥补。
华商报：据说足协很快给执法裁判配发耳麦，何时能配发到位？
杨新利：在这方面足协领导已经下达了明确任务，我们正在积极争取，目前正在采购。但由于时间缘故，只能是先给中超执法裁判配备。这只是足协裁判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将通过分级管理、升降管理、动态监督等三方面，使裁判工作有一个量化和标准化的指标，当然这需要时间来积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方面肯定会出效果。
华商报：此前裁判问题十分突出，此次足协邀请媒体来参加座谈会，是不是一场裁判危机公关？
杨新利：很久以前就有和媒体主动沟通的想法，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到现在才落实。我们不仅要和媒体沟通，今后也要和球迷加强沟通，达到消除隔阂、互相理解的目的。
对话主裁
孙葆洁：无人能100%准确
在公众面前，裁判总是带着一丝神在公众面前，裁判总是带着一丝神秘色彩。极少有现役裁判公开接受媒体专访，不过昨日的座谈会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金哨孙葆洁表示，没有人能做到判罚100%准确。
华商报：你在比赛场上如何能做到公平公正执法？
孙葆洁：首先要有一个无私、无畏的心态。心里没有任何杂念，自然就会按照原则去执法。至于判罚引起的观众或双方球员争议，这都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坚持自己的信念去做就行了。
华商报：当裁判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自己感觉不舒服的比赛？
孙葆洁：当然有啊。如果确实是判罚错了，通过录像会反复看，我自己心里也比较难受。没有一个人能做到100%准确，但是你要尽最大努力去做。我的观点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华商报：那么你是不是经常看执法过比赛的录像？
孙葆洁：也不一定。有需要就会看，因为我是一名教师，我每周还要上六节课，而且还有校足球队的任务。
华商报：你认为中国裁判的大环境如何？
孙葆洁：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感谢各级领导给我的支持和关心。我今年年底就要退了。回想一下，这份辛苦，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去做。来之前我执法了山东队的一场比赛，那天我有点感冒发烧，但我坚持下来了。
华商报：你认为中国裁判和世界先进潮流的差距是什么？
孙葆洁：差距是多方位的。就像我在报告中所讲的，在体能要求、业务水平、礼仪姿态等多方面都有差距，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诉苦
裁判经费差距明显
“我们的裁判经费与日韩相比，差距太明显了。”昨日，足协技术部副主任林卫国向与会媒体介绍了裁判工作的几大问题，其中经费的欠缺尤为明显。
林卫国表示，如今中国裁判存在业务技术、队伍管理、国际化、经费欠缺等几大问题。据其介绍，中超执法裁判每场的酬劳是300美金，韩国为600美金、日本为2000美金，而日本裁判已经实行职业化，职业级裁判的年薪为15万美金。
林卫国称，中国足协的裁判工作有一个“2321计划”，即建立培训、评价两大体系，建立裁判员、裁判监督、裁判长的培训机制，引入竞争、淘汰和激励三大机制、引入打分机制，充分发挥会员协会和裁判讲师的作用，建立裁判员随机抽签的机制等。
出席媒体座谈会的还有足协裁委会专家组，西安体院副教授郁静为九人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表示，目前本赛季新冒尖的年轻裁判大多为大学老师，不少拥有硕士和博士头衔，整体素质非常高，“不过在专业水平上，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大多为经验不足和心理紧张所致，而不是其他因素”。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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