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

　　在华中科技大学拟清退的307名“超学时”研究生名单中，有奥运冠军高崚、杨威的名字，而两名奥运冠军事先并不知情。他们拟被清退的原因是，根据该校《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的规定，硕士生学习年限为2至3年，最长不超过4年，而高崚、杨威均为该校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5级的硕士生。（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3版）

　　这是一个堪称宏大的命题，也许，并没有标准答案。

　　但这个命题无法回避，尤其当华中科技大学拟清退307名“超学时”研究生，而“超学时”名单中包括全中国体育迷耳熟能详的奥运会冠军杨威和高崚时——它需要一个答案，哪怕是参考型的。

　　网络上骂声一片，如果你有心总结的话，会发现其中大多数的意见大抵是——以中国奥运冠军的培养程序而言，以中小学的学历水平

　　直接迈向大学硕士，这本身是一次不合理的“飞跃”，其后，“超学时”的潜台词是冠军们其实根本没怎么在校园里出现过，混张文凭而已——少数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当当南郭先生，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南郭先生”会不会让文凭本身产生微妙的贬值？这绝对不容忽视。

　　事实上我们不该设问，因为事实上，学士和硕士已经贬值。要不然，每年不会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的苦恼，因为在用人单位来看，学士和硕士们的能力并不是想象中的出类拔萃。

　　华中科技大学没有设羽毛球系或体操系，如果设了，高崚和杨威也不应该是就读的研究生。那两个项目，他们比任何教授都还要权威。其实，笔者一直不太明白奥运会冠军们为什么对保送上大学情有独钟，是为了圆一个旧梦？还是为了自身修为真正有所提高？举个例子，我曾经在当体育记者的时候，有幸与“体操王子”李宁共进晚餐，满桌子都是体操世界冠军。喝酒时，李宁却率先敬了“非世界冠军人士”——四川体操队总教练（当时）雷鸣一杯，理由甚简单——“我们这

　　一桌，只有你在退役后踏踏实实当体操教练。”我的意思是说，奥运冠军，何苦要去当一个“超学时”的、不合格的研究生？做自己的本行不好吗？给后辈们献上一个“巨人的肩膀”，显然将更值得尊敬。

　　另一方面，“奥运冠军研究生遭大学清退”一事，也侧面证明了中国大学自1999年以来高速扩招面临的一种尴尬。2005年，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曾经“盛赞”过中国高校的扩招之举，现在来看，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痛。让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过的话——“从1999年至2005年每年递增25％左右，远远超出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这不能说是一个理想的科学发展……”

　　在高校扩招的“汪洋大海”中，杨威和高崚只是一滴水，但是“被保送”的奥运冠军们瞄准大学校园蜂拥而去，其实对中国高校教育的质量而言，同样起到了稀释的作用。我们需要怎样的研究生？因此成为一声乏力的追问。

　　当“研究生”成为某种虚荣的载体，它可能患上了用“清退”都无法治愈的顽疾。

　　□本报评论员贾知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