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日报：邓亚萍辉煌难复制

　　对于体育明星的上学问题，我一直高度关注。这不仅因为我在体育院校有着17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还因为我对于体教结合、运动员文化教育、运动员生涯规划、运动员退役安置等问题始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运动员免试去上大学是剥夺了其他同龄人的受教育机会，属于一种教育不平等。

　　有人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对于体育明星的宽进严出政策值得称道，恰好体现了学校对体育明星与其他学生的公平。

　　还有人不赞同体育明星上大学，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从中学甚至小学开始学起。

　　在我看来，体育明星上大学的成功个案并不多。比如邓亚萍从清华大学本科生到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比如10多年前陈翠婷退役后在深圳大学学习并获得英语六级考试全校最高分，还有李宁坚持在北京大学默默地学习历史和法律，如今成为一代体育商界领袖。

　　不成功的案例更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不成功的案例很少在媒体中出现。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甚至见到的体育明星上大学的个案中，成功者的比例应该到不了20%。我的成功标准是：基本在学校正常上课和学习并顺利毕业。像邓亚萍那样从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都不明白到现在说英语十分流畅，用英语完成博士论文，实在是其他体育明星难以复制的奇迹。目前的一个尴尬是：我们甚至难以看到在学校注册的体育明星能坚持上课和顺利完成学业。

　　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多数体育明星在大学里读书是挂名的，课堂里难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我以为，目前的这种现象源于三个方面的功利思想。

　　一是招收体育明星的高校主要看重的是运动员的名声对于学校品牌的价值。个别媒体所发布的中国大学体育明星排行榜更是强化了部分高校的这种功利思想。邓亚萍能走到今天，无疑与清华大学的特殊关照有密切关系。

　　二是体育明星的管理机构主要看重的是运动员获得高校文凭的意义。随着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的进程加快，不少运动员对非体育类专业的兴趣增强，认为拿一个经济或法律、新闻等学位有助于自己今后在体育经济、体育法、体育新闻等行业就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莫慧兰就成功地在新闻行业找到了自己退役以后发挥才能的舞台。

　　三是体育明星自身主要看重的是名牌大学对于扩大自身社会影响的作用。这种现象主要指那些选择名牌大学而非体育院校就读的体育明星。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吸引众多体育明星就读或许就与体育明星的这种心态有关。

　　需要明确的是，其实体育明星和高校之间的这种联姻很像体育明星为企业品牌代言的合作。

　　有三个关键问题是上述三方需要考虑的。

　　一是招收体育明星的高校必须考虑：一个没有上过课的体育明星拿走学校的文凭，对于学校意味着什么？很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体育明星会瞧不起学校，因为他们在学校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对得到的文凭也绝不会珍惜。

　　二是体育明星的管理机构必须考虑：运动员的生涯转换和退役后生活需要的不是一纸没有实质意义的文凭，而是真正的才能和学识。要真正为运动员的人生考虑，就应该提供机会让运动员真正学到本领。

　　三是体育明星们自己应该充分考虑：没有名牌大学文凭的运动员固然不会被认为很有文化，但获得名牌大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文凭的运动员会被人们抬高多少期望值，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关于运动员上大学，当前还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正视。

　　一是运动员“亦读亦训”的管理模式能否推行？二是运动员在学校一条龙的培训体系能否推广？三是高校对体育明星的实质性培养能否推进？

　　看到有新闻说，刘国正并不担心自己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退学，因为他已经在北京体育大学上研究生；而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的孙麒麟教授则表示：“宽进严出”是上海交通大学对于运动员学生的原则，还为五位运动员保留了继续就学的机会。

　　不管刘国正最后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拿学士文凭，还是在北京体育大学拿硕士学位，笔者关注的是：大学能否让刘国正们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不需要脱胎换骨，只需要有所超拔。

　　如果大学不能给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提供任何改进，那么大学对运动员来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令人怀疑了。如果运动员拿了大学文凭而没有任何知识和能力上的提升，那么我们的整个社会就要反思高校管理体制和运动员管理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