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汉网-长江日报
谢亚龙时年55岁，曾历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体育科研所副所长。
在其2005年接任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时，外界普遍议论其曾是国家体委前主任伍绍祖秘书的身份。谢在任上备受争议。直到2008年奥运会后，他前往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次年3月转任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
谢亚龙接受调查的9月初，即传出与福特宝公司账目有关，但不少人却意外地在北京看到邵文忠。
邵文忠，16年前，这位正处级官员，受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指派担任福特宝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邵一直任职至今。当年，公司定名“福特宝”，是对足球(Football)的汉语音译，在中国式的足球圈，邵文忠的协调能力为人称道。
福特宝公司注册成立于1994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中国足协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筹备组建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
至2009年改制，福特宝公司一直为老式全民所有制国企，“与中国足协关系几乎分不开，独立决策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财务上，公司与足协间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地方。”在公司任职的人士称。
8月初，邵文忠被传在沈阳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工作。福特宝之于整个中国足球弊案证据链，一直被视为关键一环。近几日，邵的证言被媒体认为是导致谢亚龙等人被立案调查的关键。
记者9月14日向中国足协和福特宝公司确认，邵文忠本人已回到公司正常工作。“以他和足协领导的关系，(邵回来)我们都感到吃惊。”一位与邵文忠相熟的足球商务企业负责人称。
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今年9月之后2个月内有近10场热身比赛，承担这些赛事商务工作的福特宝公司，需要邵文忠统揽决策。“他每天都在忙于比赛安排。”福特宝公司办公室职员告诉记者。
接近此案的人士称，自3月1日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中超公司前任总经理吕峰等被批捕后，陆俊、黄俊杰等四名裁判在几日后即传出被警方带走，此后中国足协官员确认了上述消息。“这些人把谢亚龙牵扯了进去。”
在这之前，同南勇、杨一民一道接受调查的张建强，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任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而此番随谢亚龙被专案组控制者，则包括在90年代初期裁判委员会掌控实权的秘书长蔚少辉，以及张建强的后任李冬生，李冬生还长期担任主管裁判工作的足协技术部主任。
由此，问题裁判线索逐渐清晰。这背后的金钱系统，似与福特宝公司颇多关联。
“陆俊等人被查出的贿款，其实并不是商业贿赂、操控比赛所吸资金的全部。”上述接近此案人士称。这种说法在业内已多有印证——李承鹏、淦耀等足球记者、资深裁判研究者均明确表示，中国足协在裁判接待费、裁判场次安排等领域存在“黑金”和内部操控问题。
新任中国足协副主席韦迪上任后数月，迅速在今年联赛中改革裁判安排制度，以抽签方式确认比赛场次裁判。“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但显然是韦迪发现了一些问题。”淦耀说。
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在足协下属联赛、其他重大比赛的裁判指派工作中，有着重要话语权。广州体育研究所裁判学研究者淦耀回忆，“裁判最早是为了多吹比赛，进而向裁委会负责人‘进贡’，这之后演变成潜规则。”
“裁判管理部门是足协最核心的权力之一，也能直接反映足协的公正性。”按照国际足联章程对裁判工作的定性，裁判实际是代表赛事主办者直接、具体管理仲裁比赛的人。
杨一民、张建强与陆俊为北京体育大学校友，张与陆的密切关系为人熟知。“陆俊、黄俊杰、周伟新这些人能成为国际比赛裁判，都需要裁委会安排举荐。”淦耀说。
随着裁判问题链深入，近20年足球市场化进程中，职业联赛制度性问题进一步暴露。
根据李冬生2007年公开谈话，在中国足球联赛中，裁判在比赛地的接待工作，“还是由赛区来接待。”而“赛区”的主要构成方，多是中国足协在比赛地的会员足协，其与俱乐部往往利益一致。尽管业内一直呼吁由中超公司或第三方支付裁判接待费，但却一直难以实现。
由于存在这种招待的便利，俱乐部向裁判或他们在足协的支持者提供“好处”，已经成为职业联赛中惯例。“一般想要公平，需要单场付出约4万元，如果希望获得好处，则数十万不等。”数位长期在足球联赛中工作的人士透露。这些信源身居传媒、组委会等不同职位，但对好处(招待)费的概括几乎一致。
据媒体报道，陆俊、黄俊杰等裁判被调查，是因其未将贿金全数转交足协，因而为警方查获。
但在这种看似正常的程序后，黑金已埋藏在足协各级掌权者的欲望中。“钱并不是裁判个人拿到，而多是通过正常的上缴程序，交纳给中国足协和裁判委员会。”上述接近此案人士透露，“谢亚龙虽并不能完全掌控裁判委员会，却很可能参与从中获利。”
余下的问题是，这些钱如何最终再次输送回利益相关者？足协可以绝对控制的福特宝公司，则被外界怀疑是运作巨款的实体。
尽管目前专案组已并案查处的具体数额不详，但众多人士指称，“每年各级联赛中涉及的裁判贿金可能已经上千万元”。
在今年2月吕峰前往沈阳后，坊间多次传出沈阳专案组前往中超公司调查账目，并由此发现一些商务开发中的合同问题。而作为中国足协掌控的另一商业运营主体，福特宝公司也迅速进入调查视线。
此前参与协查者中，吕峰及其在中超公司的前任总经理瞿郁明，都曾在福特宝核心经营部门任职领导，对福特宝内部情形较为熟悉。
福特宝公司办公室负责人9月14日对记者称，“邵文忠只是尽了公民配合义务，外界很多关于福特宝公司的传言不实。”但他并未否认专案组曾彻查福特宝公司账目。
除裁判黑金外，近日媒体还曾放出福特宝承担的中国之队业务与谢亚龙、南勇等人支配小金库有关的消息。
福特宝的真实盈利情况，因其浓重的官办色彩，恰恰是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的隐秘所在。
1993年国家体委对公司成立的批文中提到，“为发展足球事业积累资金，使中国足球协会彻底走向实体化……成立福特宝公司。”但公司实体与协会的管理实体之间，似乎一直边界未明。
当年，中国足球协会甲A联赛甫一运营便球市火爆，众多企业倾巢而入，每年投入上千万元，追逐广告效应。福特宝以官办企业身份，在改革中获益。
1996年至2002年，福特宝公司年营业额从四五百万增长到一千余万，增长明显，其中主要增长源于对足球卡等产品的开发，以及为中国足协从IMG集团代收的8%授权费。
中超联赛开始后，在游戏规则未明之际，足协钦定福特宝公司负责经营开发。获得中超经营权后，福特宝公司营业额剧增，工商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5年，年营业额分别约为3420万、6120万、6453万。
此间，福特宝与俱乐部争利现象严重，引起俱乐部投资人不满。譬如，中超招商中，福特宝曾公布了19种“统一招商产品”，涉及服装、啤酒、汽车、家电、移动电话等19种商品。各家俱乐部则因此不得在冠名、胸前、背后服广告中洽谈这些商品的赞助商。
但令人不解的是，从注册成立至今，福特宝的净利润水平始终在十余万的量级。这家公司并没有大额对外投资，最多时不过100多人的团队。
“福特宝的经营成本主要是一些广告媒介购买，以及日常运营费用，如果公司净利润那么低，很可能是将足协的收益以授权费方式纳入了成本。”一位福特宝公司前任管理人员称。
因足协管制，公司账目不清的问题一直存在。2005年，中超公司成立，成为足协掌控联赛收入的主要公司，各支俱乐部对公司年收益等情况很难具体掌握。“即便南勇卸任中超公司法人代表后，还经常参加公司会议，有他在，俱乐部老板们对各种决议只能默认。”一位中超俱乐部投资人对记者说。
福特宝则在谢亚龙时期一度失去中国国家队的商业代理权，在其重新获得这一代理权时，中国足球的商业价值已跌入谷底。2007、2008年数据显示，福特宝公司两年亏损共计约750万元，负债总额均高出资产总额。
福特宝公司深入商业市场后，也不免与足协产生矛盾，邵文忠曾多次公开称，公司在被足协取消商业代理后经营压力巨大。
“其实是公司难以参与足协决策，许多时候遭遇朝令夕改，公司难以向客户交代。”上述管理人员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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