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西新闻网-南国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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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10月5日消息，据从公安机关足球打假反赌专案组获悉，9月初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原国家足球队领队蔚少辉因涉嫌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犯罪，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执行逮捕。
“爸爸，你可别当贪官啊！”眼下，不知谢亚龙回想起儿子5年前说的这句话时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然而，自打爆出“被协查”的消息，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谢亚龙”这个名字始终让人们难以释怀：发现并命名了“叉腰肌”、把中国足球弄得臭不可闻，谢亚龙主管中国足球的4年，是中国男女足全面滑向最低谷的4年……
曾有人质疑谢亚龙“把事情弄糟”的本领竟也是一种晋升之术——在奥运会之后，他被调往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这名前任足协主席，自打担任董事长以来，不但职务高，薪金也达百万元之巨……关于谢亚龙的是是非非眼下不绝于耳，其精彩程度就像好莱坞大片。在中国足坛，怪事见得多了，人们就开始怀疑人生。回顾谢亚龙的一生，从陕西省的田径明星到北京体育大学的硕士，从“安康好官”到足球贪官，他的蜕变之路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在人们不断猎奇的同时，却很少人真正愿意去关注他走过的岁月。其实，如果将种种传闻梳理成“外传”，可能会给读者还原一个更为立体的谢亚龙。
见龙在田
才子“龙”：
文武双全的青葱岁月
在进入北体大（北京体育大学）深造之前，他是一名田径运动员。
1973年，18岁的谢亚龙在陕西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一举夺得100米第一名。此后入选陕西省田径队，参加了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同年被陕西省体工队相中，成了一名专业运动员，专攻100米和200米，当时100米成绩达到11秒。1979年初，由于意外受伤，谢亚龙无奈离开了田径场，退役做了教练。虽然做教练的时间不长，但是在第4届全运会上，其弟子章惠芬却为陕西队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金牌。不过，随着1980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教练员本科班，谢亚龙的田径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儒雅英俊：
青春得意羡煞人
谢亚龙无论是在形象、气质，还是言谈举止上都与普通运动员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外人眼中，运动员都是粗线条的，而且文化知识水平有很大的局限。但谢亚龙不一样，在北体大读书时，谢亚龙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文学和围棋，对哲学也有很深的造诣，此外他还自学日语。所以，谢亚龙在同学眼中一直是个儒雅英俊的“小才子”。
据谢亚龙北体大的同窗密友孙南回忆说，谢亚龙以前并不会下围棋，但身边几个好友都喜欢下，受到熏陶，慢慢地他也迷上了围棋。“谢亚龙是那种迷恋一种东西一定要弄出点名堂的人，当然他也非常有天分，这一点，几乎所有研究生时候的同学都非常佩服他。当时的学生，都没有学过数学，但谢亚龙的硕士毕业论文《训练计划的可变更性》中就引入了数学的方法。”孙南对于谢亚龙的才气赞不绝口。事实上，谢亚龙喜欢下围棋不仅是因为他总能笑到最后，更是因为他喜欢围棋的内涵。在谢亚龙看来，围棋奥妙无穷，里面蕴涵着许多人生哲理，下围棋能够感悟到平时生活中体会不到的东西。
诗技双绝：
刀笔从容艺精湛
说起作诗，和谢亚龙有过接触的人都领教过他的“诗人”气质。“我记得当时他做副校长时经常能够写一些很押韵的诗。”北体大经济体育学院副院长许声宏这样评价他的前任上司。2007年中国男足兵败亚洲杯后，时任中国足协“掌门人”的谢亚龙引用抗日英雄吉鸿昌的就义诗为中国亚洲杯之行作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紧接着，谢亚龙又将一首杜牧的《题乌江亭》送给了这些球场上的失意者：“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当然，善于旁征博引的谢亚龙除了喜欢吟诗作对外，还有一项外人鲜知的“绝活”，那就是理发。据说谢亚龙是当初那批研究生中理发手艺最好之一。上世纪80年代，学生理发和军队里差不多，都是同学之间互相服务。正由于自己的手艺很好，谢亚龙才在这方面十分挑剔，除了选择和自己技术一样精湛的好友孙南给自己理发，他两年多时间没有让别人理过。
飞龙在天
书生“龙”：
叱咤风云的校园人物
1980年，谢亚龙第一次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参加一个教练研修班性质的讲座。
1982年，谢亚龙正式考入北体大，成为一名研究生。
他真正的学生生涯应该从研究生算起，那一年，他27岁。
指点江山：
他从不是局外人
如果不是简历中赫然写着“田径运动员出身”，谢亚龙给人的第一印象更像是在书香门弟的家庭中长大。用一位与谢亚龙曾经共事过同事的话来讲，“因为他是在北体大读的硕士，后来又一直搞理论工作，再加上他这个人不喝酒、不搞酒桌外交，平时也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所以看起来更像一个书生。”
而和谢亚龙在中国足协共事过的同事之所以愿意视其为“书生”，也是对比的结果。中国足协之前的“掌门人”王俊生和阎世铎，都属于那种在酒桌上以豪爽和喜欢称兄道弟“著称”，江湖作派很严重。而谢亚龙相比之下，则是一个“另类”。“也许是他的个性使然，也许是他喜欢‘摆架子’，谢亚龙和中层干部之间顶多只能算是君子之交，非常普通的工作关系。这在体育总局所有中层里都是不多见的。”一位足协工作人员称，谢亚龙在中国足协当了4年“一把手”，好像没有什么“心腹”和“嫡系”。
《体坛周报》国内部资深记者张远对谢亚龙有过这样的评价：“人们习惯用两种颜色——黑与白，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谢亚龙的精神世界也像黑白一样，开始分裂。当年谢亚龙来到足管中心任职，颇有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并不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因为他写过孙悟空与中国足球的论文。但他不知道，若干年后，自己恰是那个孙悟空，即便你有七十二变之能，也难跳出中国足球的泥潭。”
体坛博弈：
“庸”“贪”之辩
谢亚龙的“书生气”还来自于他有着超强的理论基础，其中他和妻子李益群合写的《体育博弈论》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而在北京奥运会后谢亚龙曾用“万言书”的形式为自己的“足球官涯”作结。在这封被外界视为辞职信的“万言书”中，谢亚龙痛陈积弊，把体制制约看做中国足球的最大障碍之一，他认为政府缺位和公益性缺失，导致了自己最终被市场逼宫的尴尬局面。当然，在“万言书”中，谢亚龙强调最多的还是这些年多么不容易，环境多么恶劣，似乎自己真的鞠躬尽瘁，只是时不与我。不过，用圈内人的话来讲，“谢亚龙的所谓‘无奈’正是他低能、甚至无能的表现。他一面流露出对举国体制的留恋，但社会环境又让他看到，退回到原先的体制已不可能，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也不难理解他把‘奥运足球’当做中国足球核心利益的初衷。”该圈内人称，这充分说明谢亚龙不懂足球也不尊重足球规律的事实，无论他多么煞有介事地痛陈积弊，和世界杯相比，奥运足球真可谓轻如鸿毛，这是球迷都懂的道理。
现在看来，“书生气”正是谢亚龙进行伪装与掩盖其贪与腐的外衣。而这也正是传出谢亚龙被协查时，很多媒体都主观认为，谢亚龙或许是个“庸官”，但不太可能是“贪官”的原因所在。不过，事实证明：“贪官”不一定是“庸官”，但“庸官”成为“贪官”的可能性却极大。
“爸爸，你可别当贪官。”
——2005年底，谢亚龙刚刚到中国足协担任“一把手”时，念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谢天竞对谢亚龙如是说。
“谢亚龙并非是一个只知道贪小便宜的领导，其实他还是想做点事情的，但是不着力，在中国足球的这种体制下，谢亚龙也是身不由己。”
——“中国足球打黑第一人”陈德培在谢亚龙“出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谢亚龙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他有种不服输的性格。”
——谢亚龙北体大研究生时代的同窗密友孙南。
亢龙有悔
官人“龙”：
一次外出引发的悲剧？
谢亚龙的“官运”无疑是让人羡慕的。不过，现在回首谢亚龙之所以能官运亨通与其从小就有很重的“心机”有直接关系。但极深的城府与年龄不相符的心机也为谢亚龙最终身陷囹圄埋下了“定时炸弹”。
幕僚往事：
“腐变”的基因
一位谢亚龙在当运动员时的队友在谢亚龙出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这样两段有关其“绝对隐私”的往事：“谢亚龙1955年12月1日出生于重庆市，家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1970年，为了躲避大城市里‘文革’给孩子上学带来的冲击，谢亚龙的父母把他的户口迁到陕西省宝鸡市，让他投奔在那里工作的哥哥。不知谢亚龙是出于什么想法，他竟然和新同学说自己是个孤儿。后来我们知道他父母其实都健在，但谁也没有说破，就一直装不知道。”如果说小小年纪的谢亚龙把自己说成是孤儿仅仅是为了博得大家同情，或者是怕父母的成分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还勉强可以被理解的话，那么谢亚龙之后在履历上更改成绩一事则说明其本质上就有“腐变”的基因。在谢亚龙的履历上一直写着自己在陕西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的100米成绩是第一名，但实际上当时的第一名是一个叫胡建国的人，而谢亚龙的成绩则为第3名。为此，胡建国曾在2006年发表声明更正这一成绩。当时身为中国足协“掌门人”的谢亚龙看到这一更正声明后，找到陕西省体育局希望能“摆平”此事。当时陕西省体育局两次找到胡建国进行调解，并直言谢亚龙是从陕西走出的人才，所以告诉胡建国从大局出发别太较真了。同年，中超联赛开幕式选址西安举行。
翻看谢亚龙的“仕途”升迁路线会很清晰地看到，谢亚龙其实一直有意在与自己的“运动员出身”划清界线。谢亚龙在北体大取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国家体委科研所工作，相继担任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直到2000年，谢亚龙才回到了他熟悉的田径领域，出任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2000年是“奥运年”，中国田径界的兴奋剂丑闻受到国际奥委会的强烈关注。刚上任的谢亚龙甩下一句狠话：“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我就走人，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随后，他配合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严查严办，查处了一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使中国田径队参加悉尼奥运会的人数从38人减少到26人。被查处的名单中，有3人来自风光一时的“马家军”。“马家军”的教练马俊仁怒气冲冲地质问谢亚龙，谢亚龙的态度十分强硬，宁可中长跑项目在奥运会上颗粒无收，也不对“马家军”网开一面。为此，谢亚龙“铁腕治军”、刚正不阿的领导能力颇为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层领导赏识。
书生野心：
足球毁了他？
“谢亚龙给人的感觉总是捉摸不定，或者说根本就看不透。你看他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外表，但却有一颗被隐藏极深的野心。当年，谢亚龙在田管中心主任的位置上坐得好好的，但他却主动提出要到陕西省安康市挂职，担任市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化和体育。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实证明，谢亚龙这步走得虽然有点险，但却为他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位和谢亚龙同一时期的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这样说。
在谢亚龙的履历中，在陕西省安康市挂职的从政经历无疑是最“光鲜”的一段。安康市体育局副局长柯晓明说，谢亚龙为安康办了不少实事。刚到安康时，谢亚龙发现体育设施落后，就通过他在北京的关系，联系到青岛的英派斯集团向安康捐赠了价值90多万元的健身器材。后来，在他的努力下，安康市被列入国家体育扶贫的“雪炭工程”，安康市下属的岚皋、旬阳、白河三县争取到了400万元资金，兴建了两个室内体育场和两个室外体育场。这些让当地老百姓受益至今，谢亚龙因此赢得了“安康好官”的声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谢亚龙到安康挂职的两年后，把自己在北京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谢天竞送到安康比较落后的岚皋县麦溪乡小学读书。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山村小学，学生来自偏远山区，谢天竞与40多个同学寄宿在一间大教室里。本来是要在那里读完小学的谢天竞后来因为当地课程设置落后没法再读下去，才提前回北京。
“谢亚龙这个人的确是与众不同，一般家长都不忍心让孩子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生活，但他去偏要让孩子受苦难教育。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曾经和谢亚龙在安康市共事过的一位官员对谢亚龙的堕落很是不解，“他这个人虽然有时比较官僚，但总体上还是挺正直的一个人，怎么就进去了呢？”
在谢亚龙出事后，谢亚龙的妻子、同样毕业于北体大的李益群也不时被卷进足坛“反赌扫黑”的风暴中。面对外界的猜测和质疑，一直沉默的谢亚龙家人终于在媒体面前“出声”。谢亚龙家人说：“在2003年底时，谢亚龙曾向陕西省委组织部递交过申请，希望在结束挂职锻炼后能留下来。他曾跟我说，老百姓生活得很苦，他不想再回体育界，而是希望留下来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如果那时真留下来了，或许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而谢亚龙当初之所以又回到北京的原因则是因为李益群得了慢性肾衰，出现了心力衰竭现象，现在则是尿毒症晚期，每周要做3次透析。相比而言，北京的条件要比安康那里好多了。为了给夫人治疗，谢亚龙最终还是决定回来。所以，面对谢亚龙如今的境遇，李益群一直很懊悔，“如果不是我当初患病，亚龙就不会回北京，也不会到足协任职。都是足球毁了谢亚龙。”
足坛镜鉴：
没有“后悔药”
美国作家奥康纳在她的小说《好人难寻》里，假借一位“格格不入”的逃犯之口说，要是每分钟都有枪顶着某人的腰眼，这个人是可以变成好人的。现在，这个情节投射到谢亚龙身上正好反过来，如果你远离足球的话，你也许会是个好人的。不过，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更没有假设、如果……不过，用一位圈内资深足球元老的话来讲，“尽管谢亚龙不是天生的‘硕鼠’，但谁能保证如果他继续留在安康就不出事呢？”
北京市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室主任金汕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谢亚龙不是个称职的领导，从他在足协搞得四大皆空就印证了这一点，但他绝对是个体育高层有水准的幕僚。他到足协不仅对中国足球事业是个延误，对他个人也算飞来横祸。不要过多从谢亚龙的个人品质来分析他的落马，应该记住小平同志在结束‘文革’后的一句至理名言：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过去是，今天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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