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将回忆传奇队友 拉克里克：在我眼中的张伯伦

　　体育周报讯 图为：49年前的昨天，当张伯伦创下100分纪录后，拉科里克 （右二）和他兴奋地庆祝。

　　编译：程丹

　　49年前的昨天，1962年3月2日，威尔特·张伯伦在对阵尼克斯时拿到了空前也很可能绝后的100分。

　　乔·拉科里克是助攻张伯伦得到第100分的球员。多年后，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自己是篮球史上最伟大瞬间的一个注脚。其实，拉科里克也称得上张伯伦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两人在大学时是对手，后来在费城勇士做了队友，有一辈子的交情。

　　最近，应《SLAM》杂志之邀，拉科里克写了一篇文章，回顾了他当初和张伯伦交往的一些旧事，也谈到了NBA初建时的种种黑暗和罪恶。现在，我们把这篇文章编译如下，也算是对近半个世纪前那个传奇一夜的纪念。

　　我第一次和张伯伦坐在一起是在1956年，我们都刚刚读大二，第二天他就要第一次代表堪大和我所代表的西北大学队比赛了按照NCAA当时的规定，大一生是不能代表校队参赛的。校方安排的新闻发布会有近20名记者到场。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巨人，但见到真人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害怕了。握手时，我的右手消失在他的手掌中，他的肩膀那么宽、那么厚，我甚至觉得他一定在里面穿了打橄榄球用的护垫。他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运动衫，上面是一些雪花、白鹿和常青树的图案。我当时想，嗯，这家伙一定也喜欢滑雪。记者们急吼吼地提问，威尔特没理他们，冲我转过头来：“你觉得怎么样？伙计。”我想了想，说出了事先想好的一段话，“我想向你道歉，威尔特。”我指的是1955年6月，我被选作全美高中生全明星赛的最佳中锋，而张伯伦没有参加那次比赛这是一项传统赛事，组织者根本不会考虑邀请黑人球员参赛。“我占了你的位置，拿了你该拿的奖杯。”我说。他回答说：“你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别想太多，那是你应得的荣誉。”第二天，张伯伦带着堪大痛宰了我们，他拿了52分，而我拿了22分。我的22分大多来自勾手，张伯伦够不着。于是，在下半场开始前，他走到我面前，拉拉我的球衣：“伙计，把你那手勾手教给我。”当时的情形如在昨天，张伯伦对于篮球，就是这么充满了热爱和激情。另一方面，张伯伦又很绅士，从大学到NBA，他从未在比赛中被罚下过，他家里电话留言的提示音是“和平和爱”，他也几乎从未在球场上卷入过斗殴，“我一出手就不得了。”这是他的理由。

　　只有一次，他冲着对手挥起了拳头。那是1964年对凯尔特人的季后赛，对方中锋克莱德·洛维特是联盟闻名的恶汉，在比赛中小动作不断，忍无可忍下，张伯伦将他摔倒在地，惊得波士顿花园里鸦雀无声。

　　那是洛维特的第11个也是最后一个赛季，他也来自堪大，但和张伯伦不同，与其说他是一名篮球运动员，不如说他打的是橄榄球。通常情况下，都只有拉维特欺负对手的份儿。一位费城的老记者曾回忆：“张伯伦的教练尼尔·约翰逊对我说过，拉维特总是一拳把对手打趴下，再伸手拉起来。”但作为张伯伦曾经的对手，我深信，无论是拉维特还是谁，如果真的惹怒了张伯伦，那绝没有好果子吃。在1959年夏天，我和张伯伦一起进入了费城勇士，我们在训练营重逢了。随后那个赛季，我一直是他的替补，他是个铁人，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板凳上，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目睹了他的下巴和牙齿被打翻的灾难性一幕。

　　那是在圣路易斯对阵老鹰的一场比赛。在张伯伦面前，鲍勃·佩蒂特、克里夫·哈甘和洛维特（又有他）如同无助的孩子，被羞辱个没完，直到在一片混乱中，有人一肘击中了张伯伦的下颚，他的门牙当场飞了出来，血流个不停，而且，这次受伤引发了感染后来我才知道，张伯伦的下半生，一直在忍受着这次受伤引发后遗症的折磨。晚年的张伯伦经常住院，熟悉他的人都说，这都和那次感染有关，2005年，张伯伦的律师亲口对我承认了这一点。

　　张伯伦去世前几周接受了一次手术，移植在那次受伤中被打歪的门牙。他的妹妹芭芭拉说：“在生前的最后一个月，威尔特瘦了50磅。他对我说，在那次手术中，他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疼痛。这也是他第一次对我喊疼。”回到1959-1960赛季，张伯伦拿到了得分王、常规赛MVP和最佳新人，但对于那次受伤，联盟几乎不予理睬。他们说，打中张伯伦的那一肘是无意的，可当时联盟里所有球员都认为，那绝对是一次故意袭击。比赛次日我们飞到底特律，张伯伦带伤出战。勇士队老板埃迪·戈特莱尔布对记者说，张伯伦只是脚受了点轻伤，不影响比赛。事实上，那个赛季，张伯伦缺阵过3场比赛，都是因为那一次肘击。和老板的态度一样，整个勇士高层并不在意张伯伦的这次受伤。NBA也未对事件作严肃调查，更没有处罚谁，而勇士队，也默认了这种做法。2004年，罗伯特·切尼写了一本关于张伯伦的书《Wilt：LargeThanLife》，我们当年的队友厄尔尼·贝克在书中指责洛维特是凶手，“那是蓄意、卑鄙的一击”。2007年，我打电话问洛维特，究竟是不是他干的，他否认了：“绝对不是我。我当时只是听说他受伤了，倒在地上。”张伯伦则一直对我说，他当时根本没看到那一肘是怎么飞过来的，也没看清是谁出的手。“我哥哥相信爱和和平。要他去指控谁，那不是他的作风。”芭芭拉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其实，即便张伯伦找出凶手，也很难改变什么。那时的NBA，种族主义盛行，而媒体只是联盟的合伙人，他们勾结在一起，当总裁莫里斯·波多洛夫决定让这次凶案不了了之，那真相也就只能被掩盖了。

　　张伯伦和我后来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在NBA紧闭的大门后面，种族歧视无处不在。在那个年代，NBA只有8支球队，老板们约定，每支球队最多只能有4名黑人球员。伦·托马斯在2002年著书《NBA的黑人先锋》里这样描述：“从1956-57赛季开始，连续6年，每支球队最多只能有4名黑人球员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看台上，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标语牌随处可见。每个赛季，都有大批黑人球员被无缘无故地辞退。”我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结束了在勇士的第3个赛季后，我想换个球队，多一些出场时间。我找到埃迪·戈特莱尔布，提出交易申请。他的回答是：“不行，你是白人，如果球队里黑人太多了，没人买票看球的。”我盯着这个63岁的俄罗斯移民，然后我想到了张伯伦。我走出了戈特莱尔布的办公室，回家后对妻子说，我不想再待在NBA了。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纽约。我离开了勇士，但和张伯伦一直都有联系。我们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是中锋，都在高中时建立了名气，又都没有完成大学学业，所以后来，我们经常一起读书，希望能补上缺失的那一课。我们还曾计划写一本书，内容就是NBA中种族问题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黑人球员的意义。1998年，距离我们第一次见面40年后，我最后一次看见张伯伦。他的13号球衣在堪大退役，我是他曾经的对手中唯一一个受邀观礼的。“真高兴见到你，记得吗？我在你头上拿到过52分。”他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