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口晚报
中国足协既掌握“足管中心”的行政权力，又是联赛经营企业的绝对控股方，同时还是民间社团，它横跨权力与资本的“管办一家”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黑洞”。
1998年，大连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撂下狠话：“假如有司法介入，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国足球有多少黑哨和假球！”
13年过去了，中国足球的沉渣和浊流、疼痛与悲哀终于被2009年底以来的反赌扫黑风暴逐一掀起；2011年3月末，落网的“金哨”陆俊、“银哨”黄俊杰、周伟新等人的“现身说法”更将中国足球黑幕细节摆到公众面前。这帮“操盘手”的行径触目惊心，而中国足球蛀虫又岂止这区区数人？这一次，中国足球的光明能否从撕破黑哨背后巨大的黑洞开始？
从龚建平到陆俊：年收入千万的黑金链
当年的龚建平被认为是唯一落网的“好人”，10年徒刑让他病死狱中。阎世铎掀起的反黑风暴让50多名裁判“受累”，当时披露的数字令人震惊：人人都有问题，黑金量高达2000万～3000万元。龚建平站了出来，坦白了收受30余万元黑金，更多的黑哨却躲了起来。
一个龚建平轻而易举地抹掉了职业联赛的污点，“大鱼”们继续逍遥法外，中国足球在2002年成功登陆日韩世界杯之后风光无二，“反赌扫黑”由于司法的“无法介入”沦为鸡肋，最终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末足坛反黑风暴的真正来临，陆俊、黄俊杰、周伟新、张建强这些早有问题的裁判和官员才终于等来迟到8年的严惩。
当年没能及时割除的“毒瘤”已经给中国足球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一句“证据说”曾阻止司法介入，足球黑哨身后拖着的黑金链条，连接着官哨、教练、球员、裁判、庄家、经纪人、赌徒、地方足协和中国足协，他们越来越“守土有责”、分工明确、默契从容。比如教练和球员负责踢假球，裁判负责吹黑哨，经纪人和庄家负责平衡各方利益。其中掌握权力和市场双重资源的中国足协作用举足轻重，无论对裁判施加影响还是对外界“走过场”的打假反黑，都在为这条长长的利益链提供温床。
更寡廉鲜耻的做法是，一些裁判收了主队的钱再收客队的，哪一边给得多就偏向哪一边，部分裁判年收入高达千万。
1998年，陆俊因《羊城体育》披露他收受20万元贿赂而将后者告上法院，最终他打赢了官司，其中足协“干预”究竟有多少功劳？一位中国足球元老曾质疑陆俊的执法，但他曾被亚足联裁判委员会评选为亚洲最佳足球裁判员，被国际足联选为世界杯执法裁判，更因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中国足协“不遗余力”地保了他。2004年10月，上海中远的老总王国林就给了陆俊一记老拳，称他是“天下第一大骗子！”如今迎接陆俊的不再是拳头，而是最高15年的牢狱之灾。
混乱的规则与潜规则
1994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粉墨登场。对于长期举国体制、专业竞训的大球项目而言，中国足球无疑向着发达的市场化和职业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端无疑是成功的。效仿欧洲五大联赛的主客场制不仅大大提升了球迷的认同感，也让甲A联赛第二年上座率就直逼五大联赛水平，全国数以万计的球迷协会使联赛如火如荼，球迷群体中还出现了包机看球、“成都保卫战”等等疯狂行为。与此同时，中国足协也在研究制定发展规划、俱乐部的建设和后备人才的培养、管理各级国家队、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国竞赛的各项规章制度，等等，可以说，中国足球从不缺乏“制度”。
企业可以不玩足球，但不可能不生存，要玩足球还得活得光鲜就必须“听话”，这种市场潜规则决定中国足球的监管机制先天畸形。地方足协的角色变得软弱无力———对假球黑哨只能息事宁人。“黑哨”的深层解读是“官哨”，它是地方角力的必然产物。2000年之后，赌球的大面积介入则为假球、黑哨推波助澜；随着黑金、赌金的无孔不入，操纵比赛也变得轻而易举了。
及至2003年之后，黑哨操纵比赛已经司空见惯了。令人深思的是，陆俊等人交代的几场问题比赛都曾受到严厉质疑和抗议，但由于监管的极度缺位甚至足协的监守自盗，导致这些问题还是不了了之。
如果说地方足协处于弱势，中国足协却绝对强势，它既掌握“足管中心”的行政权力，又是联赛经营企业的绝对控股方，同时还是民间社团，它横跨权力与资本的“管办一家”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黑洞”。
韦迪新政能否杜绝黑哨？
仅仅是揪出过去的大佬、足协的掌门和几个黑哨却不涉及现役中超俱乐部和球员，更没有触及足协之外的高层，反赌扫黑就还谈不上“除恶务尽”，也不能真正撼动利益集团根基。职业联赛更没有出现人们当初预期的“停摆”———效仿马来西亚当年的休克疗法彻查到底。
吊诡之处是，韦迪上任以来以一系列新政纲领完全转移了公众视线，足协虽然“拿出了态度”，却大多是机制层面的缝缝补补，尚未触及那个幽暗的体制深渊。
要解决这些问题，法律必须先行。目前国内对于专项体育的法律法规仍处于空白。对于擅钻空子的官员和商人来说，足球仍然是极好的获利工具。以国内足球的黑暗度而言，眼下所打击的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
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大背景下，还须正视“管办一家”的体制“原罪”。韦迪上任后曾坚决表示“管办分离”，近期又说须慎重、缓行，不知道这一关乎中国足球命脉的改革何时才能“到位”，而1994年的一马当先为何不能成为今天的精神能量？即便如此，当务之急仍是厉行监管。
中国足球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与考验。韦迪上任之后大环境确有好转，王健林也在考虑回来，准备投几个亿用于青少年培养，恒大等地产大鳄也在为中超推波助澜，中国足球仍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并仍然在昭示“灿烂的明天”。不过，这个“灿烂的明天”能早点来临吗？(据《瞭望》）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