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玉：房价还敢再高点吗？ 人生冰壶尚未进垒

　　加拿大

　　在加拿大，王冰玉和队友了解了一项运动在一个国家的群众基础。加拿大人口3200多万，其中150多万人会打冰壶，全国有1200多家冰壶俱乐部。用领队李东岩的话说，“在加拿大开车，每半小时就能经过一个冰壶馆”。

　　执教中国队参加冬奥会的加拿大人丹尼尔·拉斐尔说：“中国队员每天都在练习冰壶，而在加拿大，绝大多数冰壶运动员都是白天工作一整天，晚上和周末训练。”

　　2004年我第一次随队去加拿大训练，跟当地的业余选手比赛。她们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站在那不敢扫冰，投球时跪不住。就那样我们都赢不了。

　　在国内时天天测试。赢了国内一个选拔赛，积累了一定的信心，但到国外，发现连老太太们都打不过，又感觉不行了。那个时候国家冰壶队刚成立，没有成绩，国家不会多花这份钱。当时告诉我们：今年拿不下来，整个冰壶队就要取消。

　　2005年我们在泛太平洋地区冰壶锦标赛获得了第二名，第一次进入世锦赛。那时如果真打不出来，就不干了，领导、教练、队员都是这样。本来就是冷门项目，没有经验，所有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奥运会前的备战，我们从来没经历过。温哥华奥运会前我们刚拿到一个世锦赛冠军，大家开始看我们，觉得拿了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应该没问题。我们没变，但领导、教练，包括媒体，都跟以往不一样了，一下子非常紧绷。

　　我们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一个小镇租了房子，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现在我都觉得在那里的训练是个痛点。那时，教练和领导各有想法，但真正承受的是我们运动员。

　　每个人的电脑都上交，只在给我们写每站比赛总结的时候发下来。刚住进去的时候，学习蔡振华局长讲话，学了3遍。每人念一段，念完之后总结感想。

　　埃德蒙顿的冬天特别冷，24小时没有温差，从早到晚都是零下30度。我们屋的暖气坏了，窗户漏风，最后把窗全粘上，永远不拉开了。床边都冻冰，床单和墙冻在一起。什么都没有，我们偶尔还打打扑克，后来连扑克也不让打了，大家就坐那发呆。教练跟我们算：一个月的时间，天天两个小时上冰，4个人练，每个人只能投几十个球。两个小时平均分配，每人半小时……最后连减带除的，我们每个人只有18个小时的训练时间。

　　那段期间满脑子就一个概念，早上出早操，上午上冰，下午上冰，晚上陆地训练。9点钟回来睡觉，第二天再练。一天光在路上就要走两个小时。

　　那一年的瑞士站比赛，我们连输3场，直接出局。领队、教练非常生气。领导找我们谈话，说我们当时在加拿大的训练，叫控制欲望训练，就是你想干什么偏不让干什么。我觉得理想境界是好的，希望我们无欲则刚，但后来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呆呆的、直直的——你说现在吃饭就吃饭吧，你说训练就训练吧，你说练什么就练什么吧，我们完全没有想法。

　　练傻了，比赛都没有欲望了。我们4个就说，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要改变一些东西。领导希望这种训练是好的，但对我们起反作用了，因为比赛的人是我们。

　　冬奥会期间，一个主管夏季项目的领导见到我们4个人就说：昨天比赛打得不错，你们一定要向王冰玉多学习，昨天跟领导说了，咱们队伍就应该多几个像王冰玉这样的队员。我当时汗都快出来了——你永远不可能说一个排球队全是赵蕊蕊，一个篮球队全是姚明，那不可能。你累死他，让他自己去打，没有人传球给他，没有人掩护他，没有人保护他。一听就是不懂项目。如果我是其他3个队员，都会往心里去：我努力你看不到吗，我在做的你看不到吗，我们一个集体项目，为什么你眼里只有她？

　　输给俄罗斯队之后，外教非常生气，之后有媒体说我们“内讧”。半决赛输了，第二天马上面临铜牌争夺战，我那天哭了一下午，从来没哭得那么夸张。教练问我：明天比赛能不能打？如果说我能打，怕他们会觉得是跟自己较劲。他们给我30分钟时间考虑。

　　回去之后，我跟她们几个商量。周妍说，你能跟我们谈这个问题，就不是跟自己较劲。小爽说，你明天肯定能打好，回去睡觉吧。

　　我告诉教练，明天比赛我打，3个队友支持我，也信任我。教练丹尼尔、谭伟东，还有领队李东岩说：这个答案，你让我们多等了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