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奥运金牌难换大众参与 举国体制大而无当

　　职业体育，却恰恰是大众参与的体现

　　职业体育的发展和商业的力量密不可分，职业体育很大程度上是受众和市场的自然选择，一如职业化时间最早、程度最高的足球、篮球、网球等运动，无不是观赏性、对抗性和公平性俱佳的运动，它们的流行体现的是民众的喜好，运动员以体育为职业，通过取得竞技成就获取报酬，体现的是社会“劳有所得”的正常价值取向，亦无可厚非。

　　相比职业体育的商业化和较低的准入门槛，举国体制重点经营的项目，则更像是一种工业。职业体育虽然看似背离了顾拜旦的业余主义，实则它所推动流行的运动都很适合在民间展开；举国体制名曰“举国”，却只有举全国之力的投入，普通民众却难以参与。举国体制见效快，但是这样的指令性的通过政策杠杆驱动、打着“国家利益”旗号和由极少数人参与的体育模式，比起职业体育却少了一点群众基础和市场的活力。东欧一些国家苏、东德和罗马尼亚的传统优势项目随着举国体制政策消失，当初那些奥运赛场上风光无限的运动员也会随之“消失”。NBA如果停摆，美国人还会继续打篮球，四大联赛罢赛，街头足球还是会在欧洲的大街小巷踢得火热，这就是职业体育和举国体制之间的差异。

　　举国体制，荣誉换不来大众参与

　　从奥运比赛的层面而言，职业体育和举国体制都对“公正”产生了较大影响。职业体育和它背后的商业力量，使得更多的优秀运动员涌入奥运会、提升了比赛的质量，也在客观上使得更多业余球员丧失了获胜的机会。而举国体制和专业训练，则在一批相对冷门的职业体育不会涉及的非商业化运动中制造了一大批专业运动员，使得其他国家那些业余运动员毫无胜机。但职业体育在奥运会上的“不公正”，其实是更大的公正的一部分，它将很多项目真正变成了一项大众运动项目，而非奥林匹克或上流社会的专属爱好，而且商业本身遵循的是相对最为公平的自由市场经济，它的选择也较为符合最普遍的公众利益。举国体制的“不公正”则相对更多地从场上延续到了场下，它以最大化的资源实现的却是一小群人的成绩和更少数人的利益。如果说在举国体制的前期和中期，普通大众还可以从锦标和金牌中获得自豪感的话，那么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个体意识的日趋强烈，这种大而无当的振奋会逐渐被身为旁观者、难以参与其中的失落感所逐渐取代。

　　据《全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