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媒体大战历史变迁 感受新闻采访中扮演重角

　　在任何一场体坛盛宴中，包括我们的全运赛场，都有那一方舞台是留给我们体育新闻记者的。当我们的读者捧起报纸，欣赏那一朵朵“带露的鲜花”，品味着精彩赛事台前幕后的点滴滋味，媒体工作者正在赛场前方“作战”。媒体竞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以凝聚着科技力量的“武器”来应战，电话、传真、电脑、互联网，随着媒体传播设备的进步，我们的信息在呈现“海量”，我们的速度堪称神奇，我们以挖掘角度、深度能力的“独家”，迎接每一次“全运媒体大战”。全运赛场上媒体竞争的那方舞台，是时代进步的缩影，让我们听听几位体育记者的讲述，感受新闻采访在全运会中扮演着的重要角色。

　　只靠电话读稿的年代

　　本报原体育部主任张久泰“身经百战”，曾参加过第五、六、七、八、九届全运会，从1983年至2001年，张久泰亲身经历着全运会的历史变迁，而在这一段中国体育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从他亲身的采访经验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中国体坛影响的提升，还有媒体手中“武器”的科技进步。

　　第五届和第六届全运会，是张久泰的全运会采访历程中一段特殊的记忆，“第五届全运会，是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那时候，我们沈阳日报还没有正式采访名额，我只身一人去上海采访，也属于编外采访人员，从六运会以后，我们每届都有了正式采访名额，而且逐届增加，随着新闻采访工具的发展、新闻竞争的激烈加剧，我们派到前方的记者也越来越多。”

　　五运会时作为“编外人员”的张久泰，采访却丝毫不敢松懈。那时候，媒体从前方向后方传送新闻稿主要依靠电话。“每天去到很多赛场采访后，发稿是晚上回宾馆房间往报社打电话，我读稿子，后方同事记录。为了保证准确性，运动员或者教练员的名字、具体成绩，我们都要在电话中核对好几遍。每次传稿大约都需要两个多小时，从每晚8点到11点，就是我们前后方联络的时间。”

　　辽宁一直是体育大省，参赛项目相当广，在五运会的上海，张久泰一人每天辗转多个赛场，十分辛苦。这时一辆非常“借力”的吉普车仿佛“从天而降”。“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满街的出租车，赛会班车也根本供不上，正好报社有一辆吉普车送到上海来修，修好了之后，经领导批准，就留下陪着我跑全运会，这可帮了我的大忙啦！”

　　来了传真机这“稀罕物件儿”

　　张久泰回忆说，在六运会时，有了传真机取代电话传送稿件的趋势，不过，传真机那会儿也是“稀罕物件儿”，有的媒体并不多。

　　本报体育部现任主任王楠曾参与了第七、八、九、十届全运会，从1993年到2005年，这是一个科技急速发展的阶段，科技的进步也成为了“媒体新闻大战”的重要支柱。

　　王楠说，1993年在北京举行的七运会，因为当时中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所以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新闻中心，“一进新闻中心，我们还真是眼前一亮，除了一排排的电话以外，还摆放了十几部传真机。”与需要我们通过一字一字读稿传送的电话机相比，传真机在当时绝对相当于现在的ipad平板电脑，“用传真机传稿，后方立刻就能收到‘原件’，在当时已经是最牛的一种传送信息的方式了。”这种便捷的“神奇”，用王楠的话来形容“一整天的比赛采访下来，身心疲惫，可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传真机拨通时发出的嘟嘟声，那简直就是最美妙的声音，那叫一个爽！”

　　八运会那会儿，为了不用再站在新闻中心那十几部传真机后面排队，本报原体育部记者马驰从沈阳背了传真机到上海，能够在宾馆房间使用单独的传真机，这在当时也吸引了其他好些媒体羡慕的目光。不过，使用传真机也讲求经济、节约，据马驰回忆说：“那会儿，为了节省传真的篇数，我们用的稿纸一张有600字，比普通稿纸要长些，是报社专门印制的。”

　　已经退休的辽宁电台老体育记者高天明，在七运会和八运会时，手中的采访工具也跟如今电台记者使用的录音笔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我们用的录音机有鞋盒那么大，现场录音之后，也不像现在可以用互联网传回前方，而主要也是通过电话，再经过后期处理，力争达到声音最清晰化，不过，大多时候，为了体现电台的速度优势，一项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马上找电话拨通后方进行连线，在节目中随时播放。”

　　如今，传真机、录音机早已经不再是“稀罕物件儿”了。现在，无论是电视台、电台还是纸媒体，发稿速度都几乎全部达到了即时水平了。如此，也就有了如今我们所说的“全运新闻大战”。其实，在七运会、八运会甚至更早的几届全运会上，媒体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只是激烈程度是在与日俱增。七运会，马家军异军突起，田径赛场瞬间涌入大批记者，一时间，辽宁军团成为热点，辽宁体育媒体手中掌握的大量采访资源也是炙手可热。

　　笔记本电脑惹人羡慕

　　1997年的上海八运会上，除了大多数媒体都自己肩扛着传真机来外，不少的记者腰间已经别着手机与BB机了。此时的“稀罕物件儿”也换成了笔记本电脑。据王楠回忆说，那时候能够带来一部笔记本电脑去赛场写稿的，大多是一些广东的媒体，那是相当风光！但当时还没有普及互联网，专线传稿已经就让人眼馋了，那些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稿件的记者，要拿着电脑去新闻中心或者回到宾馆房间，通过拨号专线发送稿件。

　　九运会时，笔记本电脑我们已经装备上了，但宽带那时还在设计者的图纸上，传稿要么去新闻中心站排等拨号，要么回宾馆，为了节省时间，记者们就去新闻中心找公用电脑，“九运会时，新闻中心也有了公用电脑，我们可以将自己电脑里稿子用软盘转入公用电脑，然后通过拨号上网传回给后方。”

　　随着科技的进步，先进科技手段为我们这些讲求高速度的媒体工作者的内心带来无比的畅快！科技，每天每夜，都在改变着世界，而我们的全运会更是一个凝聚科技力量的舞台，在每一届全运会中，都能够从媒体记者手中的“武器”，看到科技发展的水平。一些设备由大变小，比如从录音机到录音笔，也有些设备由小变大，比如“长枪短炮”般的摄影设备……

　　感受互联网的力量

　　一切都变得非常迅速，当我们敲打电脑键盘的速度在提速，不仅后方从前方得到信息的速度在加速，信息量也与日俱增，直至呈现出“海量”，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

　　当我们的记者去了南京，再到山东，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运会的新闻中心完全可以与任何一次世界大赛相媲美，高端的设备、畅通无阻的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是海量的信息，即便我们身处田径赛场，也能够对泳池中的速度了如指掌。曾背着传真机去到上海八运会的马驰说：“没有互联网甚至没有笔记本电脑那会儿，我们的采访是实打实的，独家新闻也多，谁在现场采访到就是谁的。”但有了互联网，一切就都改变了，本以为田径赛场有好戏，却没想到泳池中破了纪录，不用担心没采访到没得做，因为互联网马上来了现场采访内容。在有了互联网“随写随发”的今天，赛场上一切几乎都是毫无遮掩地即时发出。

　　互联网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媒体竞争，“媒体大战”硝烟弥漫。与此同时，每个体育记者面对的是更大的难题：在海量信息面前，人人处于一个超前的起跑线，若想抵达更为超前的终点，处理新闻的方式和表达能力是关键。新闻的本身已经不再独家，挖掘角度、深度的能力和表现手法成为了我们的“独家”。

　　全运赛场上的女记者

　　全运会，是展现时代进步、凝聚科技力量的舞台，而通过全运媒体大战的舞台，我们听得到时代变迁的点滴乐声。而在这里，女体育记者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张久泰说，五运会和六运会那会儿，在赛场偶尔也见得到女体育记者的身影，“不过很少很少，也就占总体人数的1/10吧，球类运动基本都是在室外，这些女记者大多集中在游泳、击剑、体操这些赛场采访。”

　　而如今放眼再看，全运会每一个比赛场，无论室内还是室外都有我们女记者的身影，在这个火药味儿十足的竞技场，纸媒体、电视台、电台各路女记者都在与男记者并肩打拼。硕大的背包背在肩上，随时从中掏出笔记本电脑敲出一段新闻，冲往混合采访区的路上，更不乏女记者的身影。山东全运会，大家被阻挡在田径场外面看刘翔训练，只见几个女记者登上高处，为了将“翔飞人”看得更清楚，将训练过程记录得更仔细。

　　时代在变迁，媒体手中的“武器”日益更新，新闻竞争的激烈在全运赛场逐届加剧，越来越多的女记者加入竞争中，冲在采访第一线——这就是全运媒体大战的升华。

　　本报记者 丁瑶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