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超级杯门票售价上千元 这票价离谱吗？

　　看了67年足球的胡金兆做梦也没想到看一场在“鸟巢”进行的意大利超级杯要花上千元。他觉得这个票价实在太离谱儿，尽管比赛双方是国际米兰和AC米兰，但他仍然觉得不值。

　　胡金兆今年77岁，退休前是北京市文联的教授级编审。在他的记忆中，他之前看得最贵的一场足球比赛也是他平生第一次看正式比赛。

　　“那是1944年夏天在先农坛体育场进行的一场赈灾义赛，由上海东华队挑战当时北平由利华和紫星联合组成的京联队。那场比赛云集了众多高手，包括代表中国参加过柏林奥运会的张邦伦、球技娴熟可与李惠堂媲美的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李义臣、京华第一门将徐琪等人，是名副其实的京沪大战。”胡金兆说，因为要赈灾，所以票价比较贵，是平时比赛的数倍，中场休息时，还有京剧名伶言慧珠义卖足球。

　　新中国建立后，国际比赛的票价多在3角。不过，1957年的一场比赛，票价从过去的3角涨至5角，这令胡金兆记忆犹新。

　　“1957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世界杯预选赛，5月在先农坛体育场迎战印尼队。之前，中国队客场0比2输给了对方，所以在北京的主场比赛引起了球迷的广泛关注。”胡金兆为能购得这场比赛的门票，煞费苦心售票前两天，他便到位于先农坛体育场的售票处排队，“白天我得上班，于是动员我母亲为我排队，晚上我再去售票点"上夜班"。”

　　在即将售票的当天凌晨，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从《北京日报》印刷厂传出消息，因为等待购票的球迷太多，组织者增加了一处售票点，设在东长安街体育场，就是现在的长安俱乐部所在地，票价5毛，每人限一张。”

　　正在为有可能买不到球票而发愁的胡金兆闻讯后，立即和另两名球迷一起乘一辆人力三轮车飞奔到东长安街体育场售票处。虽然前面排了30多人，但他此时已经踏实了，“不管再发生什么情况，我肯定能买到票了。”

　　和两天两夜的排队相比，5角钱的门票微不足道，况且比赛与世界杯有关。比赛当天，胡金兆在去往先农坛体育场的路上，发生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那天从天桥到永定门，人山人海，有几万人。在天桥商场附近，一名华侨学生用一辆名贵的兰羚自行车，也就是"凤头"，换一张门票。当时那辆车的价格是500块钱，1000倍的差价，竟然没人动心。”胡金兆说，那个时候，人们对钱的概念比较淡漠。

　　时隔不到一年，胡金兆又看了一场“很贵”的比赛，票价1元。

　　“那是1958年春天，苏联国家队访华，在北京同中国队比赛。苏联队在1956年获得了墨尔本奥运会足球比赛的金牌，守门员是雅辛。那场比赛最后打成了2比2，但中国队始终处于被动。”往事历历在目，胡金兆对此津津乐道，“中苏之战一张票卖到1块钱，我想应该跟苏联队实力强有关，毕竟人家那时是世界强队。”

　　这场比赛过后，足球比赛的票价又回到了3角。

　　由于在文艺界工作，胡金兆总以文艺演出或新电影的门票价格比照体育比赛，“上世纪80年代前，体育比赛的票价大致相当于文艺演出的30%看一场话剧《茶馆》，一块钱；梅兰芳的演出当时是最贵的，两块钱。体育比赛，一般是国际比赛三五毛钱，国内比赛两毛钱。新电影上映，也是3毛钱，跟体育比赛一样。”胡金兆说，上世纪50年代，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那时就算是一名月收入为18元的学徒工，也看得起足球比赛。直到现在，他依然怀念那个年代，他说那时在观众席上根本体现不出贫富差距，不论坐在什么位置，大家花的都是一样的钱，所以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三轮车夫、工人等都成了朋友，“大家总在体育场见面，彼此都熟了……”

　　“文革”之后，文体活动复苏，胡金兆一度被压抑的看球热情再度复燃。1977年9月，由贝利、贝肯鲍尔等球星领衔的美国宇宙队来访，使得此前较为冷清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骤然升温。

　　“那场比赛具体多少钱我有些淡忘了，大致在一块钱左右，大多数人都能承受。”胡金兆说，比赛当天，他在体育场外看到了正在等票的京剧名家马长礼，“那时候，门票相当紧俏。马长礼的朋友答应把票给他送到工体，但不知什么原因，比赛都快开始了，还不见人影，急得他走来走去。那天我恰巧有一张富余票，本想送给马长礼，但被他回绝了。我也没有多让，因为我知道梨园行的人非常讲信用，就算他再想看这场球，可他已经答应了朋友，肯定会守信到底。”

　　30多年前，一张球票的价值并不高，但由球票衍生的故事更为令人难忘。

　　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后，比赛门票的价格连续翻番，以至于到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步。胡金兆说，他最近已经不去现场看球了，“已经没有当年那种乐趣了。球票像踩着"跟斗云"，动不动就上千，这还是足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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