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点1
今年11月份举行的首届全国高尔夫团体赛被认为是中国高尔夫专业力量的一次大摸底，也是全运会前的一次大阅兵，而各省市也为此展开了人才争夺战，纷纷抢先为优秀球员注册，问题是在高尔夫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有30000名高尔夫专业选手，而中国的专业选手只有300多人，类似的转变是否能给中国高尔夫培养足够的基础力量，高尔夫虽然走入全运会，但地方梯队建设却几乎是空白。
如何刺激各省市的梯队培养
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团体赛无疑是高尔夫举国体制最鲜明的一个体现，总共有23个省市地区组队参赛，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立伟的说法，“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各省市为单位组队参加的团体赛、排名赛，也是中国各省市第一次有机会交流、了解自身水平的一个平台。”很显然，高尔夫项目入奥对中国高尔夫运动的刺激是巨大的，但举国体制是否真的适应高尔夫运动的自身特质呢？
高尔夫运动一直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竞赛，放眼世界，所有国家的高尔夫球员都在走个体户的路子，那么高尔夫国家队和全国团体赛是不是体制下一个畸形的产物呢？要知道中国一些相对出色的球手，比如梁文冲、比如胡牧都没有参加本次团体赛，“中国高尔夫目前的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不是每个球员都能像梁文冲那样打造属于个人的团队，并且常年在国外参加水平较高的比赛，对于大多数球员而言，他们急需国家的扶持。”对此，王立伟做了解释，“以国家队为例，我们为选手配备了专业的教练，甚至包括体能教练，每年有定期的集训，并且会帮助选手制定参赛计划，有选择地参加适合他们的比赛，这中间的费用都由国家队支付，对于那些无力自负盈亏的选手，我们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至于眼下的全国团体赛，目的也不只是向各省市“要成绩”，它对国内专业高尔夫力量的扶持同样立竿见影，王立伟表示：“虽然我们的团体赛不设比赛奖金，但是参赛的球员都在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了注册，他们的比赛名次会对应到各省市的政府奖励，和乒乓球、羽毛球一样，高尔夫球员也进入了体育总局的管理系统，拥有等级制度评比的证书，以后退役也能享受到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这一举措的出台对于缺乏保障的中国大多数高尔夫选手无疑充满了吸引力，据悉，今年注册的球员已经达到了280名，明年1月份全运会注册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将大幅度提升，广东预计注册人数就可以接近50人。“在美国有30000名高尔夫专业选手，我们国家现在只有300多人，以中国国情出发，现在在举国体制的扶持下，才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高尔夫的专业训练与培养，只有拥有了坚实的基础，从中才有可能诞生出优秀的选手来冲击世界舞台。”此间，王立伟并不掩饰自己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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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在高尔夫正式成为奥运会夺金项目的大背景下，2011年5月31日，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在山东南山高尔夫球会正式成立，2011年11月首届全国高尔夫团体赛在上海美兰湖球场举行。高尔夫被列为2013年第12届全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此间，山东南山、珠海金湾、无锡太湖等球场也被列为国家队训练基地。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说法，中国国家队的训练、比赛费用都由国家支付，而在体育总局管理系统下注册的球员今后也将扔掉个体户的帽子，享受到各省市以及国家相应的福利待遇。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副主任王立伟
难点
2
中国成立高尔夫国家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次大胆而新鲜的尝试，这是针对2016年奥运会的一次长远建设，但这样的介入却与国际高球运动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国家队成立后由于自身的比赛训练任务，让许多优秀中国球手原先制定的国际赛程被打乱，这样的安排是更有利于他们的水平提高，还是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而在政策上对于一些国家队员的倾斜，也让人难免担心是否因此而限制了更多有潜力球手的成长。
“圈养”与国际赛制冲突难免
当然，举国体制下的中国高尔夫并非没有遭遇阵痛，目前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一些选手希望去国外参加更多的比赛，从而和国家队的训练、比赛产生冲突，之前选手张新军就因为全国团体赛失去了参加新加坡公开赛的机会，另一位国家队选手刘宇翔甚至因为比赛时间的冲突选择了退出国家队。
“张新军当时放弃新加坡公开赛是为了更好地准备之后的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杯。代表省队参加全国团体赛，一方面可以为省队争光，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全国比赛来适应世界杯的比赛模式，都是团体赛，他可以有个适应过程。”王立伟对于外界的质疑给予了澄清，国家队并未阻止队员参加国外高水平的职业赛事，相反还会为国家队的队员提供出国比赛机会。
“对于一些年轻选手，我希望他们能少一些急功近利，毕竟高尔夫是一项商业化程度很高的运动，很多年轻人都只看到高额的比赛奖金，而不针对自己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张新军为什么这两年成绩突飞猛进？他直到去年才转为职业选手，按照他的水平完全可以更早转职业，他始终安心练球，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以后才转职业。”王立伟坦言现在的中国球手并非没有比赛可打，相反比赛太多，一些年轻人只是一味地多打比赛，最终导致自己不堪重负。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中高协对于国家队选手转职业倒是采取了欢迎态度，像欧阳震这样十几岁的小孩子也于今年转职业，但外界对于国家队选手在国家队的帮助下直接转职业颇为敏感，毕竟很多身处国家队之外的业余球手转职业要通过层层考试，这是不是举国体制下对不同选手的区别对待呢？“这是一个误解，国家队的球员因为国家队的需要错过了一些资格考试，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国家队的训练、比赛中达到了转职业的要求。对于现在的国家队选手，我们也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比如石昱婷，她就没有转职业，因为她还要参加亚运会，亚运会的参赛选手都是业余选手；相反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依据世界排名，只有职业选手才有机会参加，国家队中一些立足于几年后冲击奥运会的选手就需要尽早转职业，有利于他们去争取更多的职业赛事积分。”
难点
3
过去国内有一种观点：举国体制就是和市场化背道而驰。高尔夫作为世界上商业号召力最高的运动，该怎样利用好现有的市场资源成为摆在小球中心面前的课题。
庞大市场资源
怎么利用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借助举国体制，发挥市场优势。”按照王立伟的说法，举国体制下的中国高尔夫从来就不排斥市场化，“目前高尔夫运动在全球体育赞助市场的份额达到了6%，职业化、市场化、商业化程度非常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国家、企业、个人各方的支持相结合，形成一套最科学的发展模式。”
目前中国高尔夫的市场化最典型的例子就在于建立完备的竞赛体系、引进高水平的职业赛事。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每年纳入中高协赛事体系的各级各类赛事活动大幅度增长，目前已近百起，涵盖了国际、职业、业余、青少年等各个层次，全年赛事总奖金将近2300万美元，其中甚至包括汇丰冠军赛、沃尔沃中国公开赛、观澜湖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此外，中高协还与汇丰、欧米茄、贵人鸟等企业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此间，市场化的优势也体现在个体身上，个别国内的知名球手早已走入市场，其中不乏举国体制下的国家队选手。上月在海口观澜湖世界杯期间，国家队球员梁文冲就和张新军一同出席了“百龄坛高尔夫基金”的活动，早在2007年12月，作为“中国高尔夫一哥”梁文冲就与百龄坛携手创立了这项基金，每年通过基金会选拔中国选手以外卡身份参加百龄坛冠军赛。如今，持外卡参加顶级赛事已经成为市场化下中国职业选手最直接的利好。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几年中，中国高尔夫通过市场带动的资源投入已经超越了举国体制下的政府投入，或许赞助方的重心在于宣传推广品牌，但举国体制下中国高尔夫继续保持的开放状态也让国内的高尔夫专业力量实实在在地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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