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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给足协再出难题 审判无法承受足球衰败之重

2011年12月20日06:39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郭剑

  下午从法庭出来,张建强三步并作两步“钻”进押送车里,似乎是有意躲避外面的世界——外面固然有大批的、他此时此刻最不想面对的记者,但外面还有等他回家的家人以及普通人拥有的、宝贵的自由。

  尽管律师希望用“无罪辩护”作最后努力,但恐怕大多数球迷都已经对于“有罪”的结果心知肚明,两年前还谈笑风生、给人豪迈仗义乐于助人印象的张建强即将成为阶下囚,又是中国足球“毁人不倦”的有力例证。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将陆续审判王珀的诈骗、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杜允琪、刘红伟等18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职务侵占、非法拘禁、妨害公务”,而本周三庭审原足管中心副主任杨一民受贿,则将让铁岭审判热度达到沸点。

  因此,铁岭这座原先只以“二人转”出名的城市,确有可能因此次庭审而成为决定中国足球生死的分水岭。

  庭审给足管中心再出难题

  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当公诉人逐字读出张建强受贿案起诉书时,球迷还是能够感到巨大的震撼:1997年,陕西国力主教练贾秀全为感谢张建强在该队打进甲B联赛中的帮助,送上40万元贿赂;1998年,贾秀全仍旧代表陕西国力送给张建强50万元以便继续得到裁判照顾;1999年,时任沈阳华晨金客俱乐部负责人的章建先后6次送给张建强68万元,最终在甲A联赛保级成功;2000年,山东鲁能为答谢张建强在球队获得联赛冠军和足协杯冠军中的协助,总经理邵克难送给张建强40万元……

  经公诉人计算,张建强被控诉受贿金额达到273万元(案发后张建强上缴赃款已有260.95万元),在起诉书中,陕西国力、山东鲁能、上海申花、江苏舜天、云南红塔以及诸多女足俱乐部均有行贿行为,然而记者下午电话采访足管中心多位负责人时均被告知:“如何处理涉假俱乐部现在还没有决定性意见,这需要等案情全部清楚后再进行讨论。”

  中超联赛已有涉假球队被降级处理的先例——广州足球正是因此起死回生,但据记者了解,对于时间久远的“历史遗留问题”,足管中心并不打算强制降级,“首先需要认定(行贿)是俱乐部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然后还要根据俱乐部是否更换过法人代表这些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行贿者同样有罪”是中国足协抱有“息事宁人”态度的直接原因,“行贿人都被依法判刑就可以了”。

  事实上,中国足协在今天的反应尚算“敏捷”,就在张建强受审期间,中国足协已经发表官方声明,声明表示要“以案为鉴,汲取教训,并以此为契机,清除滋生腐败的温床,构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为振兴中国足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自从2010年年初,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入主足管中心,“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得到极大遏制,只是国字号球队成绩丝毫不见起色,青训系统和校园足球也只在近期才得到响应。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就算欠债,也该先还校园足球的债,根本没有用国字号来还债的道理”。

  中国足球十年倒退“事出有因”

  尽管国足征战2014年巴西世界杯亚洲区20强赛尚余一场与约旦队的比赛未踢,但11月11日国足客场输给伊拉克队后已经提前出局——这是国足连续第三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虽然大部分球迷对此结果并不意外,不过居然连十强赛都没有资格入围还是令人感慨。

  如今,距离中国足球历史性冲进2002年日韩世界杯决赛圈恰好10年,在这10年当中各级国字号球队的轮番惨败已如家常便饭,而本周庭审所披露出的足管中心高官们的犯罪事实,正是中国足球10年逐步倒退的根源所在。

  今年下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陆续播出了此前在看守所录制的资料,仅从播出部分看,几个原足管中心高官的恶行足够令人心冷——李冬生在2009年中超联赛中指派裁判黄俊杰帮助青岛中能保级,青岛中能俱乐部分4次向其行贿15万元;南勇牵线令沈阳海狮和吉林敖东队在甲A联赛中作假,帮助沈阳保级,受贿金额为20万元;杨一民则在监管体能测试时对江苏舜天“高抬贵手”,随后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潘强以1万美元作为酬谢;原国足领队蔚少辉承认,2009年长春亚泰球员闫峰向其行贿10万元,作为回报,蔚少辉帮助闫峰安排国家队首发位置;谢亚龙则在2006年中超联赛鲁能与国安比赛中连同南勇示意裁判暗助山东鲁能,第二年山东鲁能送给谢亚龙20万元“表示感谢”;此外,谢亚龙2008年还从杜伊科维奇中方经纪人处拿到5万元贿赂。

  随着杜伊和闫峰等人的离奇登台,2008年国足和国奥的低迷表现实在不足为奇。球迷时常不解中国足球的真实水平,如今方知是南勇、谢亚龙等原足管中心高官的人祸所致。

  可悲的是2009年年底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义正辞严:“假球赌球严重违背体育精神,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危害极大,影响恶劣,我们要态度鲜明严厉打击赛场上违法违纪行为。”言犹在耳但时过境迁,出现在央视镜头中的南勇已然老态尽显。

  “希望这次审判的结果能让球迷满意。”特意由沈阳赶到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球迷老李说,“审完了,中国足球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法律虽有威慑还须制度改进

  然而无论结果如何,“庭审”都不是中国足球的“速效救心丸”,换句话说,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等人受到严惩,远远无法弥补中国足球在发展道路上的巨大损失。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足球界现有的陈旧管理制度不变,不排除会有人再犯与张建强同样的罪,原因很简单,他在指派裁判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笑世告诉记者,“法律的威慑力一直存在,但有人仍然会以身试法,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例是因为制度方面存在漏洞,比如权责不分,监管不力。”

  所谓“权责不分,监管不力”正是足球界腐败之根源。长期以来,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对足球事务“说一不二”,即便在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体系建立之后,足管中心的“长官意志”依然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

  “2008年,政府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原则是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张笑世说,“核心要求就是政府采取企业化手段来管理事业单位。”

  以张建强受贿案为例,受贿多发生在张建强担任裁判委员会主任一职期间,“管办不分”导致张建强在指派裁判业务上大权独揽,逐步走向犯罪深渊。

  正是意识到旧有体制无法保障足球职业化以及市场化需要,因此,球迷和俱乐部呼唤多年的“管办分离”已经势在必行——本月上旬,分管足球项目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采访时明确提出:“明年将加大‘管办分离’力度,改变足协单一管理方式。”

  按照足管中心设计的“管办分离”方案,足管中心将只保留外事部、办公室和政策法规部,其余业务均交由中国足协负责——足管中心主任韦迪告诉记者,全国足球代表大会明年春天召开,会议将确定中国足协领导机构。

  “管办分离”之所以“好说难做”,盖因牵扯到极为复杂的人事制度调整——足协可招聘大量社会人士“组阁”,原先隶属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公务员则面临双重选择。

  庭审无法承受足球衰败之重

  但正如“庭审”无法改变中国足球旧有面貌,“管办分离”也只是中国足球前进道路上必经阶段,以多年来中国足球表现出的虚弱体质,要想重新达到亚洲一流水平,在两个世界杯周期内断无可能。

  “先不说庭审的事,我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校园足球好了,什么时候中国足球才会真正好起来。”曾在国家队执教的北理工教授金志扬并不愿评价今天庭审内容,但他告诉记者,“足球的未来就在校园,大家可以到任何一个足球强国的中小学,看看他们踢球的孩子有多少。”

  如今在沈阳、丹东、铁岭等地的足球系列案件庭审之所以万众瞩目,绝非因为庭审能够促成中国足球重新崛起,只是中国足球长期假赌黑贪引发众怒后公众情绪的一次直接宣泄——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天经地义,况且这已是迟来的审判。正如今天庭审时,张建强对各项指控直接承认,辩护律师对此也表示理解,“公诉人说的都是事实”。

  因此,庭审本身的实质意义只是惩恶,重拳打击假赌黑贪和中国足球重新崛起没有必然联系——今天不少球迷来到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围观,均表达出希望这次庭审能成为中国足球新起点的美好愿望,但庭审只有“见效”才有可能帮助中国足球翻身腾飞。

  由此可见,“庭审”的象征意义在于让法制观念淡漠的足球界人士明白,足球同样有法可依,至于中国足球能否“死里逃生”,还要看领导者的政策和专业人士的执行能力。

(责任编辑:绳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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