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下午从法庭出来，张建强三步并作两步“钻”进押送车里，似乎是有意躲避外面的世界——外面固然有大批的、他此时此刻最不想面对的记者，但外面还有等他回家的家人以及普通人拥有的、宝贵的自由。
尽管律师希望用“无罪辩护”作最后努力，但恐怕大多数球迷都已经对于“有罪”的结果心知肚明，两年前还谈笑风生、给人豪迈仗义乐于助人印象的张建强即将成为阶下囚，又是中国足球“毁人不倦”的有力例证。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将陆续审判王珀的诈骗、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杜允琪、刘红伟等18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职务侵占、非法拘禁、妨害公务”，而本周三庭审原足管中心副主任杨一民受贿，则将让铁岭审判热度达到沸点。
因此，铁岭这座原先只以“二人转”出名的城市，确有可能因此次庭审而成为决定中国足球生死的分水岭。
庭审给足管中心再出难题
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当公诉人逐字读出张建强受贿案起诉书时，球迷还是能够感到巨大的震撼：1997年，陕西国力主教练贾秀全为感谢张建强在该队打进甲B联赛中的帮助，送上40万元贿赂；1998年，贾秀全仍旧代表陕西国力送给张建强50万元以便继续得到裁判照顾；1999年，时任沈阳华晨金客俱乐部负责人的章建先后6次送给张建强68万元，最终在甲A联赛保级成功；2000年，山东鲁能为答谢张建强在球队获得联赛冠军和足协杯冠军中的协助，总经理邵克难送给张建强40万元……
经公诉人计算，张建强被控诉受贿金额达到273万元（案发后张建强上缴赃款已有260.95万元），在起诉书中，陕西国力、山东鲁能、上海申花、江苏舜天、云南红塔以及诸多女足俱乐部均有行贿行为，然而记者下午电话采访足管中心多位负责人时均被告知：“如何处理涉假俱乐部现在还没有决定性意见，这需要等案情全部清楚后再进行讨论。”
中超联赛已有涉假球队被降级处理的先例——广州足球正是因此起死回生，但据记者了解，对于时间久远的“历史遗留问题”，足管中心并不打算强制降级，“首先需要认定（行贿）是俱乐部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然后还要根据俱乐部是否更换过法人代表这些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行贿者同样有罪”是中国足协抱有“息事宁人”态度的直接原因，“行贿人都被依法判刑就可以了”。
事实上，中国足协在今天的反应尚算“敏捷”，就在张建强受审期间，中国足协已经发表官方声明，声明表示要“以案为鉴，汲取教训，并以此为契机，清除滋生腐败的温床，构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为振兴中国足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自从2010年年初，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入主足管中心，“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得到极大遏制，只是国字号球队成绩丝毫不见起色，青训系统和校园足球也只在近期才得到响应。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就算欠债，也该先还校园足球的债，根本没有用国字号来还债的道理”。
中国足球十年倒退“事出有因”
尽管国足征战2014年巴西世界杯亚洲区20强赛尚余一场与约旦队的比赛未踢，但11月11日国足客场输给伊拉克队后已经提前出局——这是国足连续第三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虽然大部分球迷对此结果并不意外，不过居然连十强赛都没有资格入围还是令人感慨。
如今，距离中国足球历史性冲进2002年日韩世界杯决赛圈恰好10年，在这10年当中各级国字号球队的轮番惨败已如家常便饭，而本周庭审所披露出的足管中心高官们的犯罪事实，正是中国足球10年逐步倒退的根源所在。
今年下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陆续播出了此前在看守所录制的资料，仅从播出部分看，几个原足管中心高官的恶行足够令人心冷——李冬生在2009年中超联赛中指派裁判黄俊杰帮助青岛中能保级，青岛中能俱乐部分4次向其行贿15万元；南勇牵线令沈阳海狮和吉林敖东队在甲A联赛中作假，帮助沈阳保级，受贿金额为20万元；杨一民则在监管体能测试时对江苏舜天“高抬贵手”，随后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潘强以1万美元作为酬谢；原国足领队蔚少辉承认，2009年长春亚泰球员闫峰向其行贿10万元，作为回报，蔚少辉帮助闫峰安排国家队首发位置；谢亚龙则在2006年中超联赛鲁能与国安比赛中连同南勇示意裁判暗助山东鲁能，第二年山东鲁能送给谢亚龙20万元“表示感谢”；此外，谢亚龙2008年还从杜伊科维奇中方经纪人处拿到5万元贿赂。
随着杜伊和闫峰等人的离奇登台，2008年国足和国奥的低迷表现实在不足为奇。球迷时常不解中国足球的真实水平，如今方知是南勇、谢亚龙等原足管中心高官的人祸所致。
可悲的是2009年年底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义正辞严：“假球赌球严重违背体育精神，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危害极大，影响恶劣，我们要态度鲜明严厉打击赛场上违法违纪行为。”言犹在耳但时过境迁，出现在央视镜头中的南勇已然老态尽显。
“希望这次审判的结果能让球迷满意。”特意由沈阳赶到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球迷老李说，“审完了，中国足球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法律虽有威慑还须制度改进
然而无论结果如何，“庭审”都不是中国足球的“速效救心丸”，换句话说，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等人受到严惩，远远无法弥补中国足球在发展道路上的巨大损失。
“根据我的理解，如果足球界现有的陈旧管理制度不变，不排除会有人再犯与张建强同样的罪，原因很简单，他在指派裁判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笑世告诉记者，“法律的威慑力一直存在，但有人仍然会以身试法，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例是因为制度方面存在漏洞，比如权责不分，监管不力。”
所谓“权责不分，监管不力”正是足球界腐败之根源。长期以来，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对足球事务“说一不二”，即便在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体系建立之后，足管中心的“长官意志”依然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
“2008年，政府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原则是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张笑世说，“核心要求就是政府采取企业化手段来管理事业单位。”
以张建强受贿案为例，受贿多发生在张建强担任裁判委员会主任一职期间，“管办不分”导致张建强在指派裁判业务上大权独揽，逐步走向犯罪深渊。
正是意识到旧有体制无法保障足球职业化以及市场化需要，因此，球迷和俱乐部呼唤多年的“管办分离”已经势在必行——本月上旬，分管足球项目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采访时明确提出：“明年将加大‘管办分离’力度，改变足协单一管理方式。”
按照足管中心设计的“管办分离”方案，足管中心将只保留外事部、办公室和政策法规部，其余业务均交由中国足协负责——足管中心主任韦迪告诉记者，全国足球代表大会明年春天召开，会议将确定中国足协领导机构。
“管办分离”之所以“好说难做”，盖因牵扯到极为复杂的人事制度调整——足协可招聘大量社会人士“组阁”，原先隶属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公务员则面临双重选择。
庭审无法承受足球衰败之重
但正如“庭审”无法改变中国足球旧有面貌，“管办分离”也只是中国足球前进道路上必经阶段，以多年来中国足球表现出的虚弱体质，要想重新达到亚洲一流水平，在两个世界杯周期内断无可能。
“先不说庭审的事，我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校园足球好了，什么时候中国足球才会真正好起来。”曾在国家队执教的北理工教授金志扬并不愿评价今天庭审内容，但他告诉记者，“足球的未来就在校园，大家可以到任何一个足球强国的中小学，看看他们踢球的孩子有多少。”
如今在沈阳、丹东、铁岭等地的足球系列案件庭审之所以万众瞩目，绝非因为庭审能够促成中国足球重新崛起，只是中国足球长期假赌黑贪引发众怒后公众情绪的一次直接宣泄——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天经地义，况且这已是迟来的审判。正如今天庭审时，张建强对各项指控直接承认，辩护律师对此也表示理解，“公诉人说的都是事实”。
因此，庭审本身的实质意义只是惩恶，重拳打击假赌黑贪和中国足球重新崛起没有必然联系——今天不少球迷来到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围观，均表达出希望这次庭审能成为中国足球新起点的美好愿望，但庭审只有“见效”才有可能帮助中国足球翻身腾飞。
由此可见，“庭审”的象征意义在于让法制观念淡漠的足球界人士明白，足球同样有法可依，至于中国足球能否“死里逃生”，还要看领导者的政策和专业人士的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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