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南杨再度亮相央视 反思为何足协高官接连落马

　　谢南杨“三巨头”再度亮相央视 反思为何足协高官接连落马

　　从曾经的足协副主席到如今的阶下之囚，南勇、谢亚龙和杨一民一起上演了他们人生的“大逆转”。

　　他们都曾经有过勤奋工作、前途无量的经历，最后又都在足协副主席的岗位上栽了跟头。

　　是什么让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多位足协副主席连续落马？12月24日晚，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原足协副主席再度亮相央视，从他们的一系列言语中，或许大家可以找到答案。

　　谢亚龙

　　来足协之前，就觉得这个地方乱糟糟

　　谢亚龙就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时候，中国足坛的一场风波刚刚结束。

　　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现代的比赛，因为主裁周伟新判罚点球引发罢赛。之后，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要求足协放权，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这就是所谓的“G7革命”，也是中国足协组建职业联赛以来面临的最大一次危机。当时，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徐明面对媒体大声疾呼：“我们不是叫什么逼宫，我们这是推进改革，加快改革，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等了！”

　　G7联盟的频繁出击让局面变得十分棘手，而身为足协副主席的南勇进谏当时的足管中心主任阎世铎，提议联手地方体育局，用强硬的手腕将G7联盟打回原形。后来，阎世铎公开表态称：“中国足协在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地位必须要得到尊重和维护！”

　　但随后，阎世铎便黯然离开了足协，紧接着就是谢亚龙的到任。此时留给他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局面。

　　谢亚龙在任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女足频繁换帅，从昔日的世界杯亚军逐渐沦为亚洲二流。中国男足全面溃败，堕落为亚洲三流，中超联赛问题重重，假赌黑甚嚣尘上。

　　记者：来足协之前，你对足协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亚龙：那个地方乱，当时叫“G7革命”嘛，乱糟糟的。

　　记者：你来的时候也是信誓旦旦，想干一番事业，要改变中国足球乱相。

　　谢亚龙：是的。我是尽了力的，不是没有尽力，我也做成了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我承认我有犯罪行为，但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你要说是清官，犯罪了怎么会是清官呢？你要说是庸官的话，我在别的岗位上都做得挺好。

　　记者：那为什么一到足协这个位置上，就变成这样的情况呢？

　　谢亚龙：现在你要问我这个话，我只承认自己没有坚持原则，触犯了刑法、刑律，自己该承担责任。

　　记者：触犯法律的第一步是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

　　谢亚龙：实际上在足球之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情。一个老板，事后感谢送给我钱，关系确实相处得很不错，也觉得人家是真心实意的，并没有跟我构成一个交易关系，就收了。我不是所有人的钱都收，觉得关系比较好一些的，就看成一种“人情”来处理了。

　　记者：给你这些钱的时候，都是以什么名目呢？

　　谢亚龙：基本上都是“感谢”。

　　记者：“感谢”什么呢？你给他们具体帮过什么忙，或者为什么？

　　谢亚龙：实际上都没有直接给人家具体办了什么事情，都是事后打着名目“感谢”，更多是想拉关系。

　　记者：就看上你这个职位了？

　　谢亚龙：我实际上没有具体答应过他们，包括亚泰夺冠，也是事后都翻过年来了，给了我3万块钱的卡。

　　笑谈“叉腰肌”：是记者不懂，不是我说错了

　　面对央视的采访，谢亚龙还一本正经地谈起了一度沦为坊间笑谈的“叉腰肌”。

　　2008年，谢亚龙看望女足，事后他被报道在休息室大讲业务，还提到了“叉腰肌”这个闻所未闻的名词。

　　谈到这个话题，谢亚龙的表情很严肃。“可能你要问，我刚刚想起来了，”面对镜头，他说，“叉腰肌这个事情，第一个字念髂（qià）。”随后谢亚龙还一本正经地重新读了一遍：“髂腰肌。”

　　“是记者自己不懂，听成了叉腰肌，以后就变成谢亚龙不懂业务的证据了。我怎么能不懂这个呢？对不对？”谢亚龙反问道。

　　南 勇

　　想做正面人物，但不小心就……

　　想干好却没干好，这不仅仅是谢亚龙一个人纠结的问题，他的继任者南勇对自己也有类似的疑问。

　　在处理完“G7”事件之后，南勇逐步走到了足协管理层的关键岗位，成为了谢亚龙的得力助手。谢亚龙离开足协之后，南勇担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的主任，中国足坛进入了短暂的“南勇时代”。

　　反赌风暴自2009年开始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南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坚定地表示要严惩赌球、假球和黑哨。但在那次采访没多久，他却意外地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随后被依法逮捕。

　　对于这个结果，南勇似乎早已有心理准备，作为已经在足协工作了十多年的资深官员，足球圈的林林总总他都了然于胸，很多规则之外的事，他也大多经历过。警方调查发现，从1997年到2010年的13年间，作为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收受各个俱乐部以各种名目送来的礼品、钱款。

　　最初，南勇对给他送钱的人十分警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礼物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大。一些俱乐部给南勇送礼送钱的时候，总说是来看望他，说没有事求他，他们其实都知道，“维系关系”不过是托词而已。多次接受礼金后，双方的关系就不再简单。

　　作为中国足协的领导，南勇曾多次在人前表态要严打赌球假球。可是，多次收受俱乐部钱款的他，早已被一个个利益集团拖入泥沼，再也无力举起惩治的大棒了。

　　记者：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你是代表团团长？

　　南勇：这些全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记者：（俱乐部）来拜访的时候送点钱，送点礼，这种事情好像在足协是比较普遍的。

　　南勇：比较多。

　　记者：是有具体的事情要请托，还是说？

　　南勇：一般都没有具体的事情请托。有的时候放到办公室；有时候一块吃饭给你送两条烟，里面放了钱；或者过中秋节送月饼，里面有点钱……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法，稍不注意，你拿的可能就不是一般礼品了。

　　记者：就是一个联络感情？

　　南勇：开始并不是想收，但是没有把握好。某俱乐部，他们觉得稍微吃了一点亏，就会打电话发泄不满。所以我处理一些工作方面的问题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我是力求想做好，也想做好一个正面的人物。但是，不小心就……还是个人问题，还是自己在金钱面前没有把握好。

　　杨一民

　　半夜醒来

　　眼泪控制不住

　　南勇在接受采访时，用了“没把握好”来形容自己，说出同样话语的还有杨一民。

　　1993年，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的杨一民被借调到中国足协，从此踏入足球圈。他喜欢做学术研究，刚到足协时，其实有很多事情都不适应。但外在的清高还是没能变成拒腐的决心，最终，杨一民被所谓的“人情”击垮，并很快适应了。

　　前几年，中国足协规定球员要通过体能测试才能参加联赛，杨一民曾主抓这项工作，而他的同学、青岛颐中俱乐部的黄国昌就曾经为此给他送了5万元。

　　杨一民：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我经常夜里醒来，有时候眼里的泪水控制不住地往外流，确实难受极了。我不太喜欢跟这些人打交道，那时候比较喜欢写一点东西，搞一点业务研究，搞点教材，比较喜欢这一类东西。后来他们有时候送香烟、土特产这些东西，慢慢地就在这方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像假、赌、黑一类的事情，自己从来没有参与，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廉洁方面有问题。他（黄国昌）跟我说过，说他的队员能力不错，但怕万一有闪失，能不能帮着关照一下。我当时记得好像给那个体测的广州体院的老师打过电话，也就是能关照尽量关照。大家在一起相处也不错，再一个就是我想，他也希望足协能够有我这样的朋友，对他的工作有各方面的关照。

　　本组稿件均据央视

　　谢亚龙：如果不拿这个钱，就驳了人家面子，就拒绝了跟人家建立一种交往的关系。慢慢地变得麻木，慢慢地把这种犯罪行为看成是一种人情交往。

　　南勇：足球存在问题，我觉得不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很多方面。希望今后能建立长效机制，对假球、赌球甚至违法犯罪活动予以监管和严厉打击。

　　杨一民：我们自己本身有问题，不能把假、赌、黑这种现象打下去，我觉得作为足协领导，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