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海峰：收藏与被收藏 许海峰爱好不少，除了打枪之外，还酷爱摄影和收藏钱币。尤其是各国钱币，他还真是收藏了不少。但同时，他的一些物品，也成了体育爱好者追捧的收藏品。
“出国比较多，就有意识地留着一些硬币。后来也找别人要了一些。”许海峰说，他的硬币差不多收藏了七八十个，此外，许海峰还收藏了六七十张各国纸币。许海峰说，鉴于有些国家发行的硬币更新很快，很难收全，但在他的收藏中，也不乏珍品，“有一枚意大利的硬币，1个里拉，因为面额太小了，1美元可以换1600多个里拉，早就不用了。另外大家经常能看到1美元的纸币，很少看见硬币，我这里有1枚1922年发行的1美元硬币。”许海峰津津乐道地说。
他的某些收藏品，更是成为“绝版”，比如东德和苏联的一些钱币等等。
作为中国奥运会首金得主，许海峰在新中国体育史上书写了无人替代的一笔，不过，他对于体育藏品却不太在意，即便珍贵如奥运会金牌，亚运会金牌，以及世界大赛的一些金牌、奖牌，他也捐出不少，拿到拍卖行，用于公益事业。
调到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后，许海峰将全力专注于现代五项事业，在一次参加的活动上，他现场为一瓶定制红酒签名拍售，将所得的30万元均用于扶植地方现代五项队。
最有趣的是，由于许海峰身份的特殊性，他的一些物品也成为众多爱好者的收藏品，不管是衣服，还是酒，各种他签名的东西都“身价百倍”，“前几天有个体育迷，拿来了很多小人书让我签名，那是1985年左右发行的《许海峰小传》，当时的发行价只有两毛多一本，现在市面上已涨到200多元一本，挺有意思的！”本报记者 王向娜
王丽萍：留下珍贵记忆 本报记者 郭卫红
谈起体育收藏话题，我国悉尼奥运会竞走冠军王丽萍很有成就感。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喜悦与自豪。她有理由自豪，因为她所珍藏的不仅仅是近百种号码不一、图案各样的参赛号码簿，也不止一个个金光闪闪的奖杯和一枚枚金质奖章，更不止一件件脱下来带着污渍的比赛服，而是一份永远留在心间的珍贵记忆，是用自己多少汗水与泪水换来的无价之宝，是只有亲历过才会萌发的爱恋。这也是王丽萍与其他收藏爱好者们最大的不同之处。
回忆起自己收藏经历，王丽萍说，从小自己就爱收藏邮票，长大后对收藏的兴趣不减反增，当了运动员对自己所收藏的东西感觉更有意义，自己用过的号码布对别人来说就是巴掌大一块布而已，可王丽萍视为一块块银幕，看见号码布、触摸奖杯和奖章就想起了当时的比赛场景。
除此而外，王丽萍收藏了两三百枚奥运会或其他大型比赛纪念章，其中最让她爱不释手的是花了500元人民币在世界体育博览会上淘来的“宝”1936年柏林奥运会徽章，“记得当时有人对我说，一外国人正在卖奥运会徽章，你还不赶快看看，当我急忙赶到时，只剩最后一枚了，当机立断花了500元买下，之前别人买了三枚才花900元。”
“你会为买这些东西讨价还价吗？”
“会呀！就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讨价，让人家便宜点(笑)。”无论是交换来的或是买来的徽章，王丽萍都将这些小小的藏品别在一个个旗子上，挂在家里作为装饰品。
对于收藏，有一点王丽萍和体育迷们一样，见到奥运冠军就会将提前准备好的首日封递过去请人家签名，并珍藏起来。就像她给别人签名一样，双方都很珍重，此时她既是体育明星也是体育迷。
邢傲伟：由无意到刻意 本报记者 王向娜
论起体育收藏，邢傲伟称得上“资深”两个字。还要源于十几年前，刚开始的收藏是极其无意识的，邢傲伟说，从他第一次开始参加比赛，到后来的全国锦标赛、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每一场大大小小的比赛下来，他都会留下不少“藏品”。
“其实，最初也没刻意去收藏，就是自己参赛的那些东西，不舍得丢，一直留着，慢慢地越积越多，成为一种珍贵的回忆。”邢傲伟说。在他家里的收藏室内，单他参赛用过的号码簿就有100多个，各种参赛证、运动员证、出入证也有七八十个。
参加世锦赛、奥运会后，邢傲伟的收藏也随之广泛起来，他会有意识地购买纪念邮票、纪念信封，而他所参加过的每一次火炬传递活动的火炬，也都作为藏品珍藏起来。
邢傲伟对于字、画也颇为关注，收藏了一些名家名作。比如与体操队颇有渊源的韩美林大师就曾亲自为邢傲伟赠予字画。闲暇时，邢傲伟还会出现在各大拍卖行，购得一些珍品收藏，清朝名家罗振玉发现的甲骨文，是邢傲伟较为得意地拍品了。
“我是个杂家！”邢傲伟笑着说，虽然收藏看起来不太“专一”，但在他看来，任何收藏的行为，都是一种陶冶情操的爱好，是积极向上的。“每一件收藏品，都是一份回忆，是一段历史，让我永远记得自己的经历，还能作为一笔美好的财富，与我的孩子、家人、朋友分享，并传承下去。”他说。
师旭平：一种感动的力量 本报记者 袁雪婧
作为央视体育频道著名的记者和栏目制片人，师旭平参加过世界各地许多大型运动会的报道。收集体育纪念品对他而言，既是一种对工作价值的肯定，也是一种与采访对象交流和沟通感情的方式。
“最初并不是有意识地收集体育纪念品，只是很多东西带回来之后我舍不得扔。像各种钥匙链、帽子、T恤和旗子等等。”而这些纪念品中，锦旗是故事最多的。“有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有1993年摩纳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的，有1997年塔吉克斯坦举行世界杯预选赛的，还有米卢签名墨西哥国家足球队的等等，一共十几面呢。”但在师旭平眼中，最有纪念意义的是一面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锦旗，因为上面有“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的签名。“那是1997年，时任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主席的贝肯鲍尔来北京参观和访问，我负责的《体育沙龙》节目采访过他，他送给我他签名的俱乐部锦旗还有他写的书。”
在所有收藏品中，最让师旭平难忘的是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一封亲笔信。原来，在1999年时师旭平曾赴巴西采访阿维兰热，回国后却意外收到了阿翁的信。“他在信中询问我是否已经平安回国，肯定了这次采访很有趣很成功，也祝愿我的采访生涯可以继续进步。我很感动。”这些纪念品对师旭平的意义也许不仅是一份对职业生涯的纪录和见证，更是一份人与人交往中温暖的鼓舞和感动。
王国新：重温辉煌时刻 本报记者 袁雪婧
中国举重男队副总教练王国新也是一位体育纪念品的资深收藏者，从1996年以教练身份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在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等大大小小的比赛中，他都收集了不少体育纪念品，绝对是位行家。
“因为平时带队员，再加上我们教练本身也有不少运动服装，所以衣服帽子这类的东西我一般不会特别收藏。我主要收藏纪念章、纪念封特别是首日封等东西，纪念章算起来至少也有几百个了！”这么多的纪念章中，让王国新觉得最有纪念意义的，当然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当时他的弟子唐灵生、占旭刚双双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冠，写下中国举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亚特兰大和悉尼奥运会时我不仅收集了很多纪念章，还有当届所有奥运冠军签名的明星卡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香港那边还制作了刻字金卡送给我们教练员作纪念，我的卡片上面刻着"奥运冠军占旭刚的教练王国新"的字样，很有纪念价值。”
在北京奥运会上为中国男举实现中大级别历史性突破的陆永也是王国新一手带出来的，所以北京奥运会的各种奖章、纪念封等自然也不会少。提起这些收藏品，就像又重温了陪伴弟子们夺冠的瞬间一样，令王国新很感动。“看着运动员实现自己的光荣和梦想，我们教练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们有那种亦师亦友、亦父亦子的感情。现在的每一天我和陆永都全身心投入训练，期待伦敦能带回更多藏品吧！”
杨凌：一次憾事的启发 本报记者 刘小龙
两届奥运会冠军杨凌喜欢收藏，但却坦言，对于收藏自己只是门外汉。
杨凌的收藏并不像职业收藏家或者发烧友那样专业，只要是他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物品他就收藏起来。作为体育人，杨凌收藏的大多是和奥运会或重要赛事相关的一些体育物件，如奥运徽章、中国代表团队服等。说起当初收藏的动机，却是因为一次憾事引发的。1996年杨凌首次参加奥运会，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他胸前经常挂着的运动员胸牌，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运动员胸牌做得相当漂亮，他非常喜欢，刚拿到手时就想带回去做个纪念。但没想到，奥运期间每天出门都不忘带胸牌的杨凌在启程回国那天鬼使神差就落在房间了，到了机场才猛然发现。现在说起这件事，杨凌还一个劲儿后悔。从那以后，这位奥运冠军便对一切有纪念意义或者纪念价值的东西更加留意，只要能够带回家的肯定带回家。2001年杨凌将自己参加申奥陈述时穿的那套灰色西装收藏起来。后来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记住申奥这段历史，他忍痛割爱将其捐给了首都博物馆。
杨凌说，自己收藏纯粹是出于感情或者纪念目的，他不太喜欢那种投资或者显摆似的收藏。他希望每次看到自己收藏的物品，都能让自己回忆起当年的故事。
八旬老人：20年 数万张彩票 本报记者 杨天婴
在收藏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爱好者，他们收藏的物品“方寸之间见世界”，不仅印制精美、主题丰富，而且新品面世层出不穷，他们收藏的就是彩票。江苏彩票收藏界小有名气的八旬老人杨仁芗，他收藏彩票已有20多年历史。
说起彩票收藏，杨老笑着说那是“工作与兴趣相结合”。原来退休前他是南京一所学校的体育老师，参与体育彩票发行工作时，就迷上了精巧的印刷品。多年来，老人家里收藏了数万张彩票。其中不仅有大众普及运动项目知识的题材，有以图片形式记载了我国重大体育赛事的，还有各地区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的，俨然是一部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史。
最吸引人的是，不仅现代体育成果在彩票上得以呈现，连古代体育都能在彩票上见到，这让彩票几乎成为一部微缩版的古今体育运动百科全书。杨老展示了我国首套印有古代体育的彩票《第十一届亚运会奖券》，其中第31至40组的“中国古代体育系列”，图案选择了我国考古专家发现的有关古代体育的土帛画、壁画等文物，展现了马球、蹴鞠、弈棋、步射等十二种古代体育项目，十分具有收藏价值。
彩票不仅展示历史风貌，感受文化底蕴，还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的巨大变化。杨老有一张面值5元的深圳版第十一届亚运会奖券，上面印着“特等奖50000圆，一等奖摩托车，二等奖彩色电视台，三等奖电冰箱，四等奖立体声单放机，五等奖伍圆”，比起现在动辄几百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奖金，五万元的头奖、摩托车、电视真的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大众工资普遍只有两位数的情况下，这种奖项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我收藏的对阵表 本报记者 史 明
有些收藏，最初其实是从偶然开始的，比如笔者收藏的体育比赛对阵表。
1972年时，“文革”还未结束，一些国外来华的体育比赛已率先陆续恢复，比赛的称谓叫“友谊赛”。有意思的是，比赛并不是像现在市场化这样的售票模式，而是参照八个“样板戏”的演出方式，叫做“有组织的内部分配售票”。因此，想看比赛没路子还真不行。那时，我和几个邻居小孩儿总是采取到体育场馆外等退票的办法，但常常是失望而归。后来我们发现，有的观众或是不喜欢，或是要上夜班，会提前退场。我们便事先在入场口偷偷捡几张掉在地上的副券，等有人出来要他们不用的票蹭进去。
记得看的第一场球是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中国男排对墨西哥男排。是役，中国队1号队员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当时不知道位置与角色的分工，后来知道他是二传手。由于场上也不介绍队员姓名，便也就不晓得他是谁？无意中，看见主席台第一排每人的桌子上有一张纸，领导们时不时拿起看一看，我想那应该是类似节目单的东西。于是，我和伙伴们就耗到比赛结束，跑到主席台后面的走道上，向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索要节目单。可不是每次都能要到，要么是领导自己带走了，要么我们被走道上的工作人员驱赶走。但后来越来越有经验，软磨硬泡基本都能得手。
那一次，我从那个对阵表上知道了1号队员的名字：袁伟民。
从此，首都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这3个经常举行国际友谊比赛的场馆，我绝对是每场比赛最最忠实的观众因为我要等对阵表。
一张比A4纸稍小、红色印刷、正反两面印(当时一般都是进行男女两场比赛)的薄纸，成为我收藏系列中的一项独特品种。而且由于每场只印十几份，相信，我的这种藏品，根本就不会有几个竞争者或藏友。
然而，若仅仅是为收藏而收藏，那也无非就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及怀旧品，但假如有一天它们能派上点什么用场，那可就是增值了。
20多年前，我们的“读者点题采访”栏目接到一个点题，想知道“文革”后第一支中国国家男排从教练员到队员的组成阵容。那时，国内的互联网还未成形，更没有搜索引擎什么的。可是我有独家藏品，不费吹灰之力就满足了读者的要求。
2007年，去福建出差，在全国新闻界网球赛的赛场上，见到了省体工大队干部徐真。此前我们互不相识，但我告诉他30年前就认识他，而且是他的铁杆粉丝。他一脸狐疑。我说，当年你和曹平(江苏籍)的跳发球太棒了！于是我给他背诵了当时他们那届国家队的名单。徐真既惊异又感动，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邮件和电话联系。
2009年，我报组织撰写优秀足球运动员容志行的书稿，在策划选题时，我一下想到我的对阵表，便从中推荐了容的当年队友蔺新江、王后军等人的采访，丰富了书目并获得好评。
历史总是尘封态的，但收藏就像一把钥匙，可以随时启封历史。而且还能“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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