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择期宣判谢亚龙蔚少辉 龙王自称被刑讯逼供

　　法庭择期宣判谢亚龙蔚少辉

　　4月24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谢亚龙受贿案、蔚少辉受贿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邵文忠贪污案。

　　公诉机关指控：1998年至2008年6月，被告人谢亚龙利用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群众体育司司长、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和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派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全民健身器材采购、国家足球队教练员任用、球队晋级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27800元。

　　公诉机关指控：1995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蔚少辉利用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开发部副主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领队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承办、组织商业比赛、聘用国家队管理人员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236554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蔚少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兼北京福特宝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邵文忠贪污案。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据新华社电)

　　庭审·现场 庭审超12小时 只承认20%涉案金额

　　经历长达12小时的庭审后，谢亚龙案件完成审理工作。24日下午6点左右谢亚龙因身体虚弱已经难以支撑，但法庭坚持按程序进行，最终谢亚龙只承认了涉案172万的20%金额。

　　庭审进行到下午六点左右的时候，由于谢亚龙的身体非常虚弱，几乎说不出话来，辩护律师请求能否择日再审，但是检方和法庭拒绝了律师的请求，最终庭审直到21点30分才结束。

　　对于所有的指控，身体处于虚弱状态的谢亚龙只承认了其中的20%。法庭上，谢亚龙态度明确：宁可接受涉案10万的重判，也绝不能接受涉案100万以上的轻判。

　　来自庭审旁听人员的介绍，谢亚龙案一审时间最长，每一个书证律师都说是假证、假的。庭审现场，谢亚龙对每个书证都要仔细地看，耗时挺长而法庭对他也相对宽容，让他看完之后发表意见。而谢亚龙对绝大多数证人证言都称有假，同时现场一位辩护人言辞不畅，多次长时间停顿。

　　庭审·案情 涉嫌12项罪名 涉案金额达172万

　　起诉书称，谢亚龙在1998年5、6月间，利用群体司司长的便利，应时任青岛英派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国和副总经理石仲凯的请托，承诺在健身器材选购评审过程中关照该公司；为此，他先后两次收受对方所送的9万元。1999年和2000年，他又为该公司成为国家体育总局设备提供商提供了帮助。他先后11次收受对方的感谢费11万元。

　　谢亚龙在2005年8月至2008年间，接受中国足协下属企业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总经理邵文忠的请托，为该公司的业务、企业转制及邵文忠的续聘等方面提供了帮助。为此，他先后收受邵文忠近31万元。

　　2005年10月，谢亚龙在南京收受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张玉道所送的5万元，并承诺为江苏舜天队的发展和晋级中超给予关照。2006年中超联赛期间，谢亚龙接受山东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康梦君的请托，在裁判员安排等方面对该俱乐部给予关照。最终，该俱乐部在2006赛季夺得中超和足协杯冠军。2007年4月间，他收受康梦君为感谢其帮助及求其继续关照该俱乐部所送的20万元。2007年初，他又收受朱骏所送的20万元，并承诺帮助、支持朱骏获得上海申花俱乐部经营权。

　　检方指控谢亚龙涉嫌12项犯罪事实，涉案金额达1727800元。

　　庭审·异议 谢亚龙称被刑讯逼供

　　谢亚龙的代理律师金晓光表示，谢亚龙当庭对受贿事实予以否认。并且表示自己曾遭遇了刑讯逼供，是屈打成招。

　　律师表示：谢的妻子被扣留，如果他不认罪的话，家人就不能离开。对于谢亚龙如实供认罪行的原因，据律师介绍，谢亚龙当庭表示，这是为了要活下去，和家人说清真相，让儿子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谢亚龙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谢亚龙一案涉嫌刑讯逼供、证据不足，因此认为罪名不成立。值得一提的是，谢亚龙的代理律师金晓光曾经指出专案组不让嫌疑人与律师见面一事，并且指出此举侵犯了嫌疑人的重要权利，现在律师要求进入法律保护程序。

　　谢亚龙妹妹：百万涉案金未落实

　　24日中午，谢亚龙的妹妹谢亚梅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并且讲述了很多庭审现场的东西。

　　谢亚梅表示：“我们一家没有人因为谢当官得到好处，当年母亲病重要谢调她来身边照顾母亲，都没有办到。谢亚龙母亲临终留下遗嘱，你们所有姐妹都不要让你哥为难办事，我们都做到了。”

　　对于谢亚龙所说的妻子被扣留，谢亚梅说：“办案人员扣留他患尿毒症的妻子，不让他儿子出国，等谢亚龙承认后才放她妻子回家。”目前谢亚龙的妻子仍然病重，这次没有来丹东，而谢亚龙的儿子目前在美国念书，她表示，“现在不敢回来，回来就可能被扣。”

　　谢亚梅还介绍说，目前谢亚龙被指控的涉案金额中还有100多万没有落实。

　　（综合新华社、上海电视台）

　　谢亚龙小资料

　　■1955年12月1日出生，曾任总局群体司司长、田管中心主任以及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党委书记。2002年至2004年还在陕西安康挂职任市委副书记两年。

　　■2005年2月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

　　■2009年1月，被调任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2010年9月3日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2010年，其因涉嫌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犯罪，被依法逮捕，4月份被提起公诉并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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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调取审讯录像

　　法律专家详解如何认定刑讯逼供:

　　需调取审讯录像

　　据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介绍，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这些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按照程序，被告人或者辩护人一方在庭审过程中需提出刑讯逼供的线索或者证据材料。法庭随之要进行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张建伟介绍，进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由检察机关对取证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来证明是否进行了刑讯逼供。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将“不存在刑讯”证明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被告人的口供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这样的大案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有意义，起码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渐深入人心，对司法的影响越来越大。”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张燕生介绍，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法庭上喊“被刑讯”的情况不少见，并不一定每个自称“被打”的被告人都被认定遭受刑讯。不过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应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审讯犯罪嫌疑人应全程记录或录像。一旦被告人在法庭上自称被刑讯，侦查机关就应该把这些录像和审讯记录都拿出来，接受法庭调查。”张燕生认为，检察院和侦查机关应提供看守所的“提讯”记录以及时间，并提供提讯时间对应的审讯口供和讯问记录，这样才能完全排除“刑讯逼供”的情况。(人民网)

　　“关照”、“帮忙”与“合作”

　　———腐败案里的足球俱乐部

　　通过足球反腐案，法律的聚光灯将中国足球的阴暗面全方位展现在公众面前。谢亚龙、杨一民等足球“高官”受审了，陆俊等足球裁判获刑了，王珀等足球经理认罪了。不过，在第一期案件审理过程中，除了成都谢菲联俱乐部和青岛海利丰俱乐部分别被判60万元和200万元罚金之外，其余涉嫌俱乐部的处罚均未有定论。

　　从审判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山东鲁能、上海申花、长春亚泰等多家俱乐部涉案，此外，部分女足俱乐部和地方体育局也存在一些牵连。

　　求官员“关照”，是众俱乐部涉嫌行贿的主要动机之一。在张建强的公诉书中，陕西国力、云南红塔、沈阳华晨、山东鲁能、江苏舜天、上海申花俱乐部均赫然在列；张建强涉案金额总计达273万元，最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谢亚龙在面对电视镜头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在2006年中超联赛山东鲁能主场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中，在裁判的选派和执法上“提示”南勇给予主队“照顾”。事后，他收取了鲁能俱乐部的20万元。

　　求裁判“帮忙”，是俱乐部涉嫌行贿的另一个着力点。或是为了夺冠，或是为了保级，或是为了赢得关键场次的胜利，俱乐部向裁判发动了各种类型的“进攻”。陆俊操纵比赛的案件共涉及4家俱乐部，山东鲁能和上海申花均在其中。在2003年上海国际队与上海申花队的“同城德比”中，陆俊与张建强平分了70万元。周伟新案涉及上海申花、浙江绿城、山东鲁能、沈阳金德、四川冠城、辽宁6家俱乐部，黄俊杰也先后20次收受长春亚泰、河南建业、江苏舜天、北京宏登、长沙金德、重庆力帆6家俱乐部的贿赂。万大雪一案中也牵涉到成都谢菲联、陕西国力、河南建业和上海申花等俱乐部。

　　求其他球队“合作”，是俱乐部寻求不正当利益的又一途径。2006年，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谢彬、陈志农，副总经理杨旭、吴晓东，为使其俱乐部赢得球赛，分别直接或通过被告人范广鸣、冷波、邢锐，向青岛海利丰足球俱乐部、延边足球俱乐部、西藏惠通陆华足球俱乐部、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人员行贿。中间人王珀在担任五家俱乐部经理期间，通过“运作”操纵了数场比赛的结果。

　　在足球腐败案审理期间，中国足协曾针对俱乐部涉嫌行贿事件表示，若最后公安部门弄清楚确有此事，将按照足协相关规定妥善处理。不过，目前对于是不是要对这些涉案俱乐部进行处罚仍无定论。在多起案件中受牵连的上海申花俱乐部表示，由于俱乐部2007年从球队人员到管理层和股东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因而对于此前申花俱乐部发生的事情，不便作回应和评论。其他的一些俱乐部尚未对腐败案予以回应。

　　此外，关于行贿是俱乐部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行贿是不是有明确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目前均没有权威的说法；而这些行为性质的界定，对于俱乐部行贿行为成立与否至关重要。

　　中国足协权威人士在本月早些时候曾向新华社记者透露，中国足协针对足球腐败案涉案俱乐部的处罚特别工作小组拟将成立。有关事宜已上报国家体育总局，但何时批复尚不知晓。该权威人士表示，一旦足球腐败案最终审结，工作小组将立即进入相应角色，提出处罚意见。

　　中国足球是一个整体，管理者、俱乐部、裁判员、球员，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一方出问题，其他部分难免受牵连；如果没有俱乐部背地里“运作”，腐败案又怎会发展到现在这般触目惊心？无论这些涉案俱乐部是不是最终会受到处罚，中国足球都必须从腐败案中得到应有的教训，防微杜渐，营造一个公平、干净的竞赛环境。（据新华社）

　　“四哥”牵扯出郑智、李霄鹏

　　———检方披露蔚少辉“倒卖”国脚资格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直是全国球迷对中国男足的殷切希望，国家足球队领队本应协助主教练做好球员的思想工作、后勤保障，推动中国足球的进步和发展，但据检方透露，在53岁的蔚少辉眼里，这个职务却成了他谋取私利的工具；这里面不仅牵扯到一些边缘国脚，甚至包括了国家队队长郑智以及中国女足主教练李霄鹏这样的大腕。

　　“倒卖”国脚资格大收财礼

　　国家队本应是最高水平足球运动员云集的地方，在职业足球圈内，一旦有了国字号资格，球员不仅有机会为国争光，客观上也可以为自己争取到不菲的身价；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总有人试图尝试一些歪门邪道。于是，能让你当国脚的蔚少辉就涉嫌与想当国脚的球员有了不正当的利益联系。

　　蔚少辉，圈内俗称“四哥”，在2007年成为国家队领队之前就出手阔绰。原来在此前的12年里，商业比赛成了他的摇钱树；那时，蔚少辉的职务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开发部副主任。而在领队的职位上，很大程度能决定一位国脚的入选资格。

　　长春亚泰队球员张宝峰、阎峰，北京国安队的张永海，天津泰达球员王霄虽都有一定的水平，但在国家队里却是匆匆过客。检方指控，这些球员“国脚”的光环与对蔚少辉的“上供”不无关系。

　　2007年到2010年期间，这四位边缘国脚就向蔚少辉送了价值20多万元的钱物。其中，名气最小的长春球员阎峰出手最为大方，他在2009年7月26日送给蔚少辉10万元人民币；半年后，利用在日本比赛的机会，他又向蔚领队孝敬了相当于1.5万元的20万日元。

　　蔚少辉平时喜欢穿名牌、戴名表，这些也多是这些边缘国脚贡献的。2008年4月到12月间，王霄在足管中心附近、美国某商场和迪拜某商场，分别向蔚少辉送了OMEGA手表一块、LV皮带一条、LV西服一件，价值高达4万多元。

　　知道了蔚少辉的爱好后，北京国安球员张永海也于2007年12月在广州送给他一块AP牌手表，这块表比王霄送给他的价值26300元的OMEGA还贵，需要55000港币。

　　边缘国脚为了“光环”给蔚少辉送钱物，大牌国脚也认为讨好这位国家队领队没有坏处。身为国家队队长，郑智也曾于2007年6月在香港送给蔚少辉LV行李箱一个，价值2万元。

　　收受李霄鹏6万元

　　2007年4月，蔚少辉涉嫌在山东收受刚退役的国脚李霄鹏6万元；在国家男足备战当年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前，李霄鹏被聘为国家男足管理人员。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刚刚兴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邀请欧美强队来中国比赛是很时髦的事。各俱乐部想和强队过招，广大球迷爱看豪门和巨星，在这些商业比赛成为抢手货后，由谁承办、在哪举行，就都有了巨大的利益。检方指控表明，当时担任足管中心开发部副主任的蔚少辉敏感地发现了这个商机，发了不少财。

　　1995年，北京国安和意甲AC米兰的对决是很多老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为承办方刘铁华等人尽力协调比赛场地、安保等事宜的蔚少辉，得到的报酬是10万元。

　　据介绍，从1995年到2003年期间，北京高德公司是很多知名商业比赛的操盘手，而高德在足协的“内线”就是蔚少辉。8年里，蔚少辉分四次从高德公司得到了16万元。

　　操办比赛受贿36万元

　　还有一些比赛已经从球迷的记忆中消失了，诸如“1996年红塔山超霸杯足球赛”、“1999年中巴国际足球对抗赛”、2005年中国男足与塞黑男足在江苏的友谊赛。其实，这些比赛的背后都有蔚少辉的影子，帮助操办三次比赛，蔚少辉的收益是36万元。

　　目前，司法机关已经查明，1995年到2010年期间，蔚少辉利用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开发部副主任、国家男足领队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承办商业比赛机会，得到国家队管理工作和国脚资格，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为123万余元。

　　（据新华社）

　　体育时评

　　足球高于生死 道德高于规则

　　利物浦传奇主帅香克利说：“足球无关生死，但足球高于生死。”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足球能风靡世界。体育总能让人忘记一切的疑问———足球是一种体育运动，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寄托了人类美好情感、崇高道德和积极进取的思想理念。它超越了普通的胜负和种族的区分，象征了人类的美好追求。

　　但是本周的中国足球，却是对这种美好追求的一次践踏。在丹东的法庭上，我们看到了与其理念背道而驰的种种表现。尽管庭上存在争论，但最简单的一个事实是，无论谢亚龙也好，蔚少辉也好，他们都深深伤害了中国足球；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才是根本。

　　即便在其他层面或许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但就足球而言，出现在审判席上的兖兖诸公，都是罪人。即使他们接受的款物还没有达到犯罪的标准，但他们的行为，已经使中国足球蒙羞。

　　在体育的天平上，总有一种感动超越那白纸黑字的规则。这种感动，是韩朝双方打着半岛旗帜唱着阿里郎联袂入场，是俄罗斯选手和格鲁吉亚选手赛后的热情拥抱，是坦桑尼亚马拉松运动员阿赫瓦里拖着伤腿坚持完成比赛的执着。这一点，不因职业或业余而改变，不因项目或选手国籍肤色而改变。

　　体育因此而伟大，足球因此而神圣。

　　一个体育强国，除了有优异的竞技成绩，还需要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更需要有崇高的体育道德。但在中国足球身上，这三者均不存在。而忽略了道德之下，在金钱和政绩的诱惑下，中国足球的沦落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或许是“金牌战略”的致命伤。

　　日前，关于陈金的奥运资格问题也吵得沸沸扬扬。很多圈内人士以规则允许作为挡箭牌，他们的基础就是“金牌战略”。但他们似乎忘了，中国女排当年为了避开对手故意输球后向全国人民道歉的先例。

　　推而广之，除了体育，我们的社会，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是遵从规则，同时也不要忘记敬畏道德。强大的国度，需要有高尚的国民心理来支撑。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个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