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中国足球反思录 联赛赔钱球员毁牌赞助商受损

　　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坛扫赌打黑风暴，在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审理后，终于迎来了一审终结。两位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前主任谢亚龙、南勇13日一审均被判刑十年零六个月。中国足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杨一民、张建强、陆俊等人此前已分别受到了法律惩处。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在震惊、痛惜之余，应该深刻反思中国足球，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触底反弹，获得重生。

　　反思之一:足球主管为何纷纷倒下——必须彻底改变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现有体制

　　3年前，南勇正式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时，曾对祝贺他的熟人说:“说不定是坏事啊。”一语成谶。而他上任伊始用来形容中国足球的三个词“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和“举步维艰”，犹在耳边。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中国足球界自1994年推行职业化改革至今，五位足管中心主任中就有谢亚龙、南勇两人倒在“中国足球掌门人”这个火山口上。这已无法单纯用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来解释。

　　十年前，南勇带病坚持亲赴十强赛现场后，因胃出血病倒在医院，他的吃苦敬业曾让时任“掌门人”阎世铎感动至潸然泪下。在他被捕之前，许多圈内人对他的评价也都不错。

　　2002年，南勇以团长身份带领中国男足历史性地首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2004年他在击破G7俱乐部“造反”中起到关键作用;2009年“转正”后，他打破央视转播坚冰，签下耐克赞助中超的合同……

　　铁腕，敬业，敢干，是圈内对南勇的普遍评价。然而，在几乎功成名就的时刻，那个上任时高举“反黑”大旗的“南头”，却将自己“反”进了牢狱。

　　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在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着体制上的先天缺陷，这不是导致足球腐败的唯一原因，却是根本所在。无论是“南头”，还是“龙王”，他们虽是体制的推动者，更是体制的牺牲品。

　　中国的职业足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个怪胎:一个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由重视政绩重于联赛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导的“伪职业”联赛。足球管理部门“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机构设置早已广受诟病。足管中心、足协、中超联赛公司……多种身份给足球高层管理者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挡箭牌，他们可在其中来回钻空子，有好处就捞，有风险就躲。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个问题:谢亚龙、南勇们，他们到底是一个公司的CEO呢?还是政府的官员呢?他们应该服从谁的利益?“中国体育制度的‘双轨制’必然产生如谢、南这样的官倒。”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产业研究专家易剑东说得更直接:“作为足球运动的管理者，却直接介入了联赛的市场行为，又管又做，犹如会计和出纳是同一个人一样，很容易监守自盗。”

　　在这两期的审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黑哨”其实就是官哨———包括末代甲A上海德比的好戏和2009年中能保级的闹剧。有足球高层领导撑腰，“黑哨”才敢肆无忌惮，还能成为“金哨、银哨”。

　　至于足协领导们，虽然负责和主导联赛的运营，却不像真正的CEO一样为联赛的兴衰承担任何责任。体制成了“保护伞”。

　　郝勤说，中国体育的“双轨制”导致体育制度既没有完全实行商业化和职业化，而做的又是商业化的事情。“中国足球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此”。

　　2004年制造了联赛首起罢赛事件的北京现代队(现北京国安队)，如今洗清冤屈。当年执法裁判周伟新交代的案情证明，北京队确实是“黑哨”的受害者。

　　时任北京国安队总经理杨祖武当时曾向新华社记者痛斥假球。事隔多年，老人冷静了许多:“中国足球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实践证明不是好的，正是它制约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对体育市场资源的限制和垄断”。易剑东认为，“四分开”应该作为包括足球联赛在内的职业体育改革方向。

　　反思之二:“海利丰们”及国企、房地产足球乱象——既要监管俱乐部，也要给俱乐部铺一条生存的合法路径

　　在中国足球圈里，青岛海利丰是一个怪异而短命的存在。

　　海利丰还在中甲存活时，往往上半赛季是冲超热门，但下半赛季成绩就直线下滑。随着司法机关的介入和中国足协的调查，其背后“玄机”也大白于天下——卖球赢利。

　　海利丰的“同道”们并不少——山西路虎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在利用手中的足球资源，以不正当的方式谋取利益。而另有不少俱乐部，往往成为了有关方面利益诉求的寻租工具。

　　在短短20年职业化历史中，中国足球产生的诸多怪现象，可从“国企足球”说起。

　　新华社曾专门进行过报道调查，甲A之初，俱乐部基本是从各省市的专业足球队转变而来，大多是找一家企业冠名，然后由球队原属的省市体委系统派员负责运作。为了好成绩，一些国有资本在投资足球时往往互相攀比、不计成本，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烧钱”行为导致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越来越艰难。

　　但在国足进军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短暂“泡沫”繁荣过后，足球名片效应褪色，于是市场不爱，市长不睬，部分国企退出，足球市场陷入萧条。

　　俱乐部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没有赚钱的正常渠道，成本又被过度抬高，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但老板不想亏本，球员还想致富，只能走旁门左道了。

　　加之监管形同虚设，违法违纪成本同巨额收益比起来微不足道，行业风气日益败坏。如果说在2002年之前，假球黑哨还多是个体行为，那么在此之后，联赛环境已全面恶化，开始与赌球紧密相连。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俱乐部和联赛的财政健康是根本。“出现一系列恶性问题时，俱乐部正常的财政收入已经萎缩了，必须要找到其他办法来维持俱乐部的生存，赌球啊，拿比分换钱啊，这些事就挡不住了。”

　　如今，房地产足球成为中超又一道景观，独领风骚者当属广州恒大。在反腐风暴让中国职业足球遭遇最严重生存危机之际，恒大地产2010年初高调接手广州俱乐部，给休克边缘的联赛打了一针强心剂。目前，房地产投资的俱乐部已占中超半壁江山。

　　中国足球一直是填不满的“黑洞”，作为暴利行业的房地产再不差钱，真肯用动辄上亿元的巨资“打水漂”?业内人士指出，房地产商不会真亏，其投资足球主要在于谋求间接效益，除了利用关注度追求广告效应外，还有取悦当地政府、争取政策支持的动机在内。“从足球上投下钱，再从房地产赚回来。”

　　浙江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说，现在从投资足球俱乐部的企业来看，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人老板，他们对俱乐部本身是否盈利并不是特别关注，他们都希望通过投资足球扩大企业的影响力。这就要求球队必须赢球，要有好的成绩。一方面是“不差钱”，另一方面对输赢又特别看重，加上缺乏必要的监管，这就必然会产生假球和黑哨。

　　反思之三:联赛赔钱，球员毁牌，赞助商权益受损——职业足球是个综合体，只有每个单体都职业化了，分清职责，遵守规则，职业足球才能做到职业化

　　在足球腐败案第一批案件12月19日在铁岭首次开庭时，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首个出庭的足协官员张建强身上，而就在他隔壁另一法庭、差不多同时受审的李志民则被忽略了。

　　李志民，原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董事长。1996年，37岁的他在三秦大地上扯起一面职业足球的大旗。

　　但职业足球一点都不简单。2001赛季国力创造了国内最火爆的“超白金球市”，即使如此，李志民发现他们仍在赔钱。五六年间国力俱乐部已经花费了1.7亿人民币。

　　就在李志民产生困惑的第二年9月，陕西国力接受期望保级的四川冠城队50万元贿赂;两个月后，国力再次接受上海申花200万元的买球款。这也成为李志民不久前站在法庭上的原因。

　　中国的职业足球一度是金光灿灿的。中国足球职业化伊始，世界最大的体育和娱乐营销管理公司IMG就以一年120万美元承包费，每年20%递增的合同拿下头五年甲A开发权。那时候，联赛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想赞助的企业都需要排队等候。

　　1998年，IMG和中国足协签订第二个五年合同时，价码已经提高了近十倍。等于甲A品牌价值五年增加了近十倍。同年百事可乐以一年1000万美元击败可口可乐，拿下冠名权。

　　“前五年赚了多少，后五年就赔了多少”，IMG中国区前总裁王应权如此形容和中国足协的十年合作。

　　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2000年底，为国家队备战世界杯考虑，足协抛出了联赛2001年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的诡异方案，同时联赛赛程被“腰斩”。坏消息接踵而至，2002年初，足协宣布甲A联赛电视转播权由足协统一开发，由于转播费与央视没有谈妥，当年前6轮联赛没有直播。当年底，百事单方面宣布暂停对甲A的赞助。百事退出后，两头不讨好的IMG也在2003年底合同到期后离开。

　　此后，前身为足协联赛开发部的福特宝公司直接接手中超联赛，结果西门子公司赞助了中超一年后就退出，翌年中超“裸奔”。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宝后仍然换汤不换药，结果2006年拉赞助拉出了广受质疑的爱福克斯案;2007年、2008年联赛冠名商改成金威啤酒，每家俱乐部得到了联赛史上最少的分红数额。

　　对此，易剑东形容中国足协是“自己搞不好，也不让别人搞”。

　　曾参与制定CBA“北极星”计划的鲍明晓指出，“赞助商的利益永远要放在第一位，但我们对赞助商和球迷没有基本的尊重。”

　　联赛成为足协的“提款机”和“征兵站”。与此同时，作为联赛主体的球员、球队和裁判，不职业和毁牌行为也越来越多。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足坛，球员酗酒、泡妞、打架等已经算不上刺激，而随着隋波事件、渝沈疑案、甲B五鼠等一系列丑闻出炉，联赛曾经的金字招牌毁得差不多了。这其中有主管部门监管不力、不作为甚至沆瀣一气的主要责任，也有球员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

　　职业化让中国球员们一夜暴富，但还不懂什么是职业化的他们，无论是心理和素质，都没有达到职业球员的要求。一项统计表明，本世纪初中国男子职业球员的收入比国民平均收入高出130倍，高居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同类比较之首。名利来得如此轻易，许多球员的迷失也就不难理解。

　　还需要指出，甲A的一朝繁荣有很大泡沫的成分，而一夕凋敝也存在缺乏有效营利手段的问题。

　　2003年，IMG中国区总裁王应权等高层辞职，随后IMG放弃中国足球。内部人士透露，一个原因是“中国体育市场并非这些中心和协会吹嘘的这么光明，很大部分是泡沫。实际上，在经营过程中困难很大。”

　　一方面是经营成本已经被抬得过高，另一方面是联赛始终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营机制和创收渠道。中国足球一直没有被做成一个好生意。

　　易剑东说:“国外足球俱乐部也有不少亏钱的，但中国是谁都不赚钱，这就不正常。”

　　俱乐部和投资人如何盈利，是中国职业足球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反思之四:“黑哨案”叫停成反面教材——绥靖政策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足球打假要真打、狠打、长打

　　比起2001年底爆发的“黑哨案”最终只有一个裁判龚建平受惩，这次的足球腐败案审理一查到底，大快人心。

　　然而，此次落网的陆俊、周伟新和黄俊杰等人，“黑哨案”时就已在传说中的裁判“黑名单”上，只是当年均得以安然脱身。

　　2001年12月14日，绿城和广州吉利俱乐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曝污点并揭黑，由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反黑序幕。最终，只有龚建平这个写了“忏悔书”主动交代问题的裁判受到牢狱之灾，反黑风暴草草收场。

　　对此杨祖武评论说:“中国足球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清理门户的大好时机。此后，中国足坛的假赌黑现象丝毫没有得到抑制。”

　　世界著名足球反腐专家、德国律师西尔维娅·申克就直接表示，像当年渝沈之战的调查以及龚建平案的后续处理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给社会传递一个消极的信号，丧失公信力。

　　足管中心主任韦迪在向新华社记者谈到新一轮打黑风暴时也表示:“我们也在反思，不能让龚建平案的负面效应影响到我们的这次整顿。”

　　职业足坛是金钱的沃土，本易滋生腐败。假、赌、黑是祸害世界足坛的三毒，并非中国联赛的特产。在欧洲职业联赛中，40多年前就出现过它们的鬼影，而世界足坛在行业重罚之外，也都痛挥司法利剑，起到最为关键的惩戒和震慑作用。2009年中国足坛掀起打赌扫黑风暴同时，欧洲足坛同样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假球案”。为打击假球，国际足联甚至自掏腰包给国际刑警寻求帮助，将在10年内向对方支付1600万欧元的巨资。

　　事实证明，打击体育作假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应将其统一纳入司法、商业、税务管理系统，全社会应形成合力。

　　这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但必须坚持。陈培德认为，要学习国外在治理足球问题上的经验，坚持走法治的道路，而且法治必须刚性。他表示，目前我国的司法介入足球还缺少相关法律的抓手。“现在我们有《体育法》，但这个法律太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我们也应该单独制定《足球法》，但这个法律必须是刚性的，有操作性的，符合足球运动特点的。”

　　司法介入并不代表中国足协就可以不作为。

　　知名的公益诉讼代理人郝劲松曾向媒体表示，足坛假赌黑蔓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没有履行调查、查处和举报的义务，应视为渎职。

　　陈培德也说:“现在足协在处理假球黑哨的时候，处理的力度不够，罚个几十万，人家根本不在乎。而足协又怕俱乐部停赛了，联赛就办不下去，其实对腐败现象姑息养奸对足球的伤害更深，影响也更恶劣。”

　　在始于2001年的黑哨案中，中国足协最终对只有贿赂行为的山东鲁能、上海申花、大连实德等6支球队和十余名相关俱乐部管理人员进行了罚款等无关痛痒的处罚。时任足协“掌门人”阎世铎先是发出“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壮语，后又陷入虎头蛇尾无作为的困境。尴尬的结局让他和中国足协颜面扫地。

　　而在意甲“电话门”的调查中，2006年意大利体育法庭也判罚尤文图斯、拉齐奥和佛罗伦萨全部降级，只有AC米兰侥幸保级但受到罚分。失去了老牌劲旅尤文图斯，意甲魅力严重受损，但体育主管部门并未因此手软。

　　公平和公信力不仅是职业联赛，也是整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石，玷污这个原则，联赛将面临崩溃，社会也会陷入混乱。

　　反思之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为何踢不好足球——要改变足球政绩观，重长期基础轻短期成绩，切实落实“足球从娃娃抓起”，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当铺路石

　　在法律上，“南勇们”的罪行是腐败，不是因为国家队成绩没搞好。

　　但包括足球在内的很多事往往如此，赢了一切好说，输了就引发各种指责。职业化近二十年来，为什么国足的战绩和排名不进反退，进而“四大皆空”?也是中国足球的另一宗“罪”。

　　法里纳是一位巴西大学的体育老师，他来到中国，从中国仅有的200多名五人制足球球员中挑人组队，再用9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带入了2008年五人制世界杯。成功后，他对记者重复了那句至理名言:中国13亿多的人口，怎么可能挑不出11个人踢好球?

　　来自踢球像呼吸一样必要的巴西，法里纳无法想象，尽管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五分之一，但根据足协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只有1.1万注册球员，这其中12岁至1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加起来不足7000人。

　　这是一个简单的比例:日本总人口仅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有50万孩子踢球，近百倍于中国;而总人口仅为8000万的德国，各级足球俱乐部成员达到了惊人的670万，是中国的600倍。

　　专家普遍认为，在足球等集体球类项目上，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符合正金字塔形的规律，不可能出现空中楼阁似的成功。换言之，如果中国足球的人口能够媲美乒乓球、羽毛球人口，那么水平必然会上一个台阶。

　　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不可能不知道根基已断，但受到“唯成绩论”的影响，中国足球一直陷入从思想到行动上的急功近利。于是，所有的足球优质资源向国家队集中，作为足球未来的青少年群体无形中被忽略了。足球从娃娃抓起喊了多年，但口号多、行动少，或流于形式，或杯水车薪。

　　这里面的关键是，举国体制的优势没有用来发展足球基础，只用来了发展国家队。足球名将郝海东说:“用举国体制发展足球，关键是要看发展哪些方面。如果你用来修建球场，开展青少年足球运动，谁又会反对呢?”

　　当然在中国教育和体育两条线的现况之下，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该打到足协身上。

　　体育本质上是教育。然而，在2009年教育部和体育总局联手推出校园足球活动之前，学校这片在足球发达国家承担起项目普及重任的沃土，现状却不乐观。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却在足球上突飞猛进，男足已经是世界杯十六强的水准，女足更是夺取了世界杯冠军!成功的关键正是校园足球。

　　在我们足球进校园的过程中，还凸显了足球教练师资紧缺、教师编制、工资和补助偏少、训练是否计入课时等现实问题，亟待相关部门出台具体政策。

　　尽管教体脱节的现象客观存在，体教双方分工合作机制仍需明晰，但不少专家认为，决策阻力小、组织环节少、资金集中快等等，都是中国现有体制的优势，只要政府真正重视青少年足球，切实形成跨部门合作机制，就可以加速校园足球发展，弥补以往的缺失。

　　不过，鲍明晓提醒说，体教结合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培养高水平的职业选手。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评价说:“你们启动这个计划，当然会诞生一小部分优秀球员，而更重要的是会有更多踢球的孩子将成为优秀的中国公民。”

　　一边是如火如荼、魅力四射的欧锦赛，一边是面部憔悴、听着司法判决书的谢亚龙、南勇，这不由得让人一声长叹!中国足球，与世界距离太远，欠国内球迷太多，要解决的问题繁重，但这场司法大审判无异于黑暗中渐起的一道曙光。迎着这道曙光，只要我们努力，终会迎来霞光满天和一轮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