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称中国足球欠球迷太多 法不责众绝对不可行

　　法不责众对中国足球不适用，所有犯过错误的人和单位都要受到处理。但如何处理，要建立在预判的基础上，要建立并执行监管机制。——足管中心主任韦迪

　　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坛扫赌打黑风暴，在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审理后，终于迎来了一审终结。中国足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分别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在震惊、痛惜之余，应该深刻反思中国足球，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触底反弹，获得重生。

　　反思1

　　足球主管为何纷纷倒下

　　必须彻底改变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现有体制

　　“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在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着体制上的先天缺陷，这不是导致足球腐败的唯一原因，却是根本所在。无论是‘南头’，还是‘龙王’，他们虽是体制的推动者，但更是体制的牺牲品。”

　　3年前，南勇正式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时，曾对祝贺他的熟人说：“说不定是坏事啊。”一语成谶。而他上任伊始用来形容中国足球的三个词“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和“举步维艰”，犹在耳边。

　　十年前，南勇带病坚持亲赴十强赛现场后，因胃出血病倒在医院；2002年，南勇以团长身份带领中国男足历史性地首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2004年他在击破G7俱乐部“造反”中起到关键作用；2009年“转正”后，他打破央视转播坚冰，签下赞助中超的合同……铁腕，敬业，敢干，是圈内对南勇的评价。然而，那个上任时高举“反黑”大旗的“南头”，却将自己“反”进了牢狱。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说，中国体育的“双轨制”导致体育制度既没有完全实行商业化和职业化，而做的又是商业化的事情，“中国足球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此。”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中国的职业足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个怪胎：一个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由重视政绩重于联赛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导的“伪职业”联赛。

　　反思2

　　“海利丰们”及国企、房地产足球乱象

　　既要监管俱乐部，也要给俱乐部铺一条生存的合法路径

　　“俱乐部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没有赚钱的正常渠道，成本又被过度抬高，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但老板不想亏本，球员还想致富，只能走旁门左道了。加之监管形同虚设，违法违纪成本同巨额收益比起来微不足道，行业风气日益败坏。”

　　海利丰还在中甲存活时，往往上半赛季是冲超热门，但下半赛季成绩就直线下滑。随着司法机关的介入和中国足协的调查，其背后“玄机”也大白于天下——卖球赢利。在短短20年职业化历史中，中国足球产生诸多怪现象。

　　甲A之初，为了好成绩，一些国有资本在投资足球时往往互相攀比、不计成本，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 “烧钱”行为导致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越来越艰难。

　　中国足球一直是填不满的“黑洞”，作为暴利行业的房地产真肯用动辄上亿元的巨资“打水漂”？业内人士指出，房地产商不会真亏，其投资足球主要在于谋求间接效益，除了利用关注度追求广告效应外，还有取悦当地政府、争取政策支持的动机在内。

　　浙江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说，现在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人老板，他们对俱乐部本身是否盈利并不是特别关注，他们都希望通过投资足球扩大企业的影响力。这就要求球队有好的成绩。

　　而国企、房地产足球的乱象势必要求，既要监管俱乐部，也要给俱乐部铺一条生存的合法路径。

　　反思3

　　联赛赔钱，球员毁牌，赞助商权益受损

　　俱乐部和投资人如何盈利，是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联赛成为足协的‘提款机’和‘征兵站’。与此同时，作为联赛主体的球员、球队和裁判，不职业和毁牌行为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职业足球一度是金光灿灿的。中国足球职业化伊始，世界最大的体育和娱乐营销管理公司IMG就以一年120万美元承包费、每年20%递增的合同拿下头五年甲A开发权。那时候，联赛是绝对的卖方市场。

　　“前五年赚了多少，后五年就赔了多少。”IMG中国区前总裁王应权如此形容和中国足协的十年合作。

　　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2000年底，为国家队备战世界杯考虑，足协抛出了联赛2001年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的诡异方案，同时联赛赛程被“腰斩”。坏消息接踵而至，2002年初，足协宣布甲A联赛电视转播权由足协统一开发，由于转播费与央视没有谈妥，当年前6轮联赛没有直播。当年底，百事单方面宣布暂停对甲A的赞助。

　　职业足球是个综合体，事实证明，俱乐部和投资人如何盈利，是中国职业足球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反思4

　　“黑哨案”叫停成反面教材

　　足球打假要真打、狠打、长打

　　“现在我们有《体育法》，但这个法律太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我们也应该单独制定《足球法》，但这个法律必须是刚性的、有操作性的，符合足球运动特点的。”

　　比起2001年底爆发的“黑哨案”最终只有一个裁判龚建平伏法，这次的足球腐败案审理一查到底，大快人心。然而，此次落网的陆俊、周伟新等人，“黑哨案”时就已在传说中的裁判“黑名单”上，只是当年均得以安然脱身。

　　2001年12月14日，绿城和广州吉利俱乐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曝污点并揭黑，由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反黑序幕。最终，只有主动交代问题的龚建平坐牢，反黑风暴草草收场。

　　足球法专家、德国律师西尔维娅·申克就直接表示，像当年渝沈之战的调查以及龚建平案的后续处理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给社会传递一个消极的信号，丧失公信力。

　　事实证明，打击体育作假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应将其统一纳入司法、商业、税务管理系统，全社会应形成合力。陈培德认为，要学习国外在治理足球问题上的经验，坚持走法治的道路，而且法治必须刚性。他表示，目前我国的司法介入足球还缺少相关法律的抓手。

　　反思5

　　世界1/5的人口为何踢不好足球？

　　要改变足球政绩观，重长期基础轻短期成绩

　　“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不可能不知道根基已断，但受到‘唯成绩论’的影响，中国足球一直陷入从思想到行动上的急功近利。于是，所有的足球优质资源向国家队集中，作为足球未来的青少年群体无形中被忽略了。足球从娃娃抓起喊了多年，但口号多、行动少，或流于形式，或杯水车薪。”

　　包括足球在内的很多事往往如此，赢了一切好说，输了就引发各种指责。职业化近二十年来，为什么国足的战绩和排名不进反退，进而“四大皆空”？也是中国足球的另一宗“罪”。

　　法里纳是一位巴西大学的体育老师，他来到中国，从中国仅有的200多名五人制足球球员中挑人组队，再用9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带入了2008年五人制世界杯。成功后，他对记者重复了那句至理名言：中国13亿多的人口，怎么可能挑不出11个人踢好球？

　　让法里纳无法想象的是，尽管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1/5，但根据足协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只有1.1万注册球员。而日本总人口仅约为中国的1/10，但有50万孩子踢球，近百倍于中国；而总人口仅为8000万的德国，各级足球俱乐部成员达到了惊人的670万，是中国的600倍。

　　专家普遍认为，在足球等集体球类项目上，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符合正金字塔形的规律，不可能出现空中楼阁似的成功。换言之，如果中国足球的人口能够媲美乒乓球、羽毛球人口，那么水平必然会上一个台阶。

　　体育本质上是教育。然而，在我们足球进校园的过程中，还凸显了足球教练师资紧缺、教师编制、工资和补助偏少等现实问题，亟待相关部门出台具体政策。

　　一边是如火如荼、魅力四射的欧锦赛，一边是面部憔悴、听着司法判决书的谢亚龙、南勇，这不由得让人一声长叹！中国足球，与世界距离太远，欠球迷太多了，要解决的问题繁重，但这场司法大审判无异于黑暗中渐起的一道曙光。迎着这道曙光，只要我们努力，终会迎来霞光满天和一轮朝阳。

　　■评论

　　阴霾过后是晴天

　　卡马乔困惑：“为什么到了中国，中国人都说足球的阴暗面？”他的困惑，正是中国人的酸楚。为什么球迷希望越来越好的东西，最终越来越差？当管理者都在受贿、以权谋私时，中国足球要是能好那才怪呢。

　　足球高官们可气、可恨，其实更可悲。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一个是行业协会，一个是国家体育管理部门，却是一个机构，一块牌子，既是裁判员，又是官员。

　　在没有监管的体制下，犯罪已成为一种必然。南勇说：“足球选择了我，我将承担我的责任。”这话还说得有些悲壮的味道。他的代理律师也强调，是因为缺少监管才造成了“南勇们”今天阶下囚的地步。

　　可喜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意识到了足球的问题，管办分离正在进行中。5月31日，韦迪掷地有声：“足球要想真正革命，首先要革自己的命。”

　　自足球反腐风暴开始后，中国足球的赛场得到了净化，比赛也增添了更多的悬念，这才是竞技体育的美丽。韦迪曾向记者介绍足协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当年足协的工作人员出去都不好意思说是在哪里上班，现在大家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在哪里工作了。

　　实际上，中国足球的崛起，很多人都寄希望于这次反腐风暴，更寄希望于反腐风暴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陈涛

　　■三大社关注

　　反腐行动达到了高潮

　　法新社以《中国在反腐案中监禁8人》为题对昨日的宣判进行了报道。“8人中包括2名前足协高管和4名前国脚，在这项被丑闻侵袭的运动中，这次宣判标志着反腐行动达到了高潮”。

　　美联社以《前中国足球高管被处以长期徒刑》为题进行了报道。“球员共谋参与有组织赌球，球队官员和裁判有时也操纵比分，这在以前的中国足坛相当普遍”。

　　路透社以《前足协高管因受贿被监禁》为题进行了报道。“中国政府誓言要彻底清除足球腐败。近年来，操纵比赛、球场内外暴力等丑闻一直是中国足球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