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吸毒女险被父亲砸死 曾是省篮球青年队后卫

6月20日，说起吸毒经历，古雨掩面哭泣。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古雨将儿子的绘画作品贴在家里的墙上。

6月22日，古雨在家刷“清洁纸”，她以此谋生。

　　人物简介

　　古雨，42岁，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一工薪家庭，有两个哥哥，大哥染有毒瘾。

　　她中学开始训练篮球，后来，到云南省篮球队的青年队，打组织后卫。

　　1989年，20岁的古雨考取云南财贸学院，学工商财会专业，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

　　1993年，大学毕业后，她被推荐到昆明市一个区的财政局，在局长办公室工作。“那时，单位里都说科室里来了个靓妞。”身高1.68米的她，皮肤白皙，收入充裕。

　　1995年染上毒瘾，她便从“富姐”变成赤贫。其间，多次戒毒，又多次复吸。如今，已经戒毒近10年，在社区做帮教工作，劝诫其他吸毒人员远离毒品。

　　6月22日，昆明，小雨。

　　42岁的古雨，坐在卧室里，在一块模板上刷着廉价墨水，然后用一张红纸蒙上去、揭下来。这是她现在的工作，印刷祭祀时用的“清洁纸”。

　　她一天工作10个小时，刷几千张纸，每张纸能赚一分五厘钱，全家大部分的收入来源于此。

　　古雨说，如果没有吸毒，她现在“起码也是个财政局的中层干部”，或许还有宽敞的办公室、私家车和大房子。

　　吸毒，让她毁掉了美貌，也丢掉了在昆明市某区财政局的一份工作。经过多次戒毒，如今，她已戒毒近10年，在社区担任劝诫工作，以自己的经历劝说别人远离毒品。

　　从“富姐”到赤贫

　　1995年，古雨第一次见到海洛因。

　　古雨说，当时，在昆明市一区财政局工作的她，感觉常遭领导刁难。“老局长调走了，新局长不愿意用原来的人。”她在业余时间结识了新的朋友圈子：有银行的，税务的，还有做生意的朋友。

　　有一天，她到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家里玩，朋友的朋友带来一包海洛因。当时，26岁的古雨，第一次接触到毒品。此后，染上了毒瘾，每天她要花50元去买。

　　毒瘾发作时，“如千万只蚂蚁在啃食自己的骨头”。买不到毒品，古雨坐立不安、浑身发抖，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

　　每天上班前，古雨要先吸食毒品，从一天吸食一次毒品，逐渐变成一两个小时发作一次。后来，她已无心上班，心里想的是“今天能否有存货”，“明天到哪里买毒品”。

　　古雨说，她那时攒下的钱加起来能有四五万。帮他戒毒的街道办事处冒警官说，那时，云南每平米房价几百元，她的钱能买两栋小面积的楼房，她算是个“富姐”。

　　除此，她还接了4家公司的兼职，帮对方做账，每月下来能有两三千元额外收入，但这仍不够她的毒资。

　　“这么多首饰都卖了。”6月20日，在采访中，古雨两手合拢比划着说，那时她的金链子、耳环要两手捧在一起才能盛下，全被她变卖，换成了毒品。

　　两年间，积蓄花费殆尽，古雨从“富姐”变成了赤贫，她几乎再不买衣服，不买首饰，追求她的人也被抛在一边，心里只有毒品。

　　皮肤也变得越发暗黄。为此，她只能涂抹更多的化妆品，用来遮盖她的脸。

　　当时，古雨的父母家住在昆明得月桥社区，社区主任张寿萍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得月桥社区内，有一个大市场，人员关系复杂，很多家庭有人吸食毒品，当时有居民说，“谁也不要笑话谁”。

　　“爸爸，救救我”

　　1997年3月的一天，古雨蹲在床边吸毒，刚好被父亲从房间门缝里看到。

　　父亲一脚把门踹开，扯下堵门的铁头，大概有七八斤重，甩手朝她头上砸去。“如果砸中了，我当场就死了。”古雨说。

　　古雨说，她的爷爷早年曾抽鸦片，她父亲深知毒品的危害。“姑娘呀，这个（戒毒）要脱胎换骨啊”。父亲说完，大哭起来。

　　古雨记得，她抱着父亲的腿，哭着说：“爸爸，救救我。”

　　此时，她已经没有能力戒毒。

　　1997年，在家人建议下，她开始服用一种叫“三唑仑”的戒毒药，这种强效麻醉让她大睡三天。此后，为了能继续睡去，她又一气吞下15粒药片。

　　醒来，她发现一只眼睛看不到东西。因为药物过量，烧坏了她的眼神经，“这只眼视力只有0.1了，几乎失明”。

　　然而，古雨还是难忍毒瘾，再次偷跑出去买毒品。

　　1997年6月，古雨被关进戒毒所，经过三个月的强制戒毒。刚回到家，她收到了单位的辞退通知。

　　被辞退后，古雨继续从家人手里骗钱买毒品。古雨说，为了吸毒，她甚至还去一家四星级酒店，用英语为别人介绍出台女，赚取毒资，她变成了“老鸨子”。

　　和古雨一起做“老鸨”的还有一男一女。古雨说，他们三人合伙“介绍生意”，赚了钱就一起买毒品。

　　她说，现在身边的朋友已有十几个人因为吸毒过量，很年轻就死掉了，其他人大多“妻离子散”，有人戒掉毒瘾永远离开了这个城市。死者中，就有那名女“老鸨”。

　　爱情与低保

　　1998年，古雨又因复吸毒品被抓，劳教两年。

　　劳教期间，她的母亲去世。“临走没给我留下一句话，我在她心里已经死了。”古雨说，在戒毒和劳教期间，父母从未看过她一次，只是托她两个哥哥送钱。

　　2003年，古雨被第三次劳教后回到家，父亲查出了癌症。在照顾父亲最后的日子，她决定戒毒。

　　社区主任张寿萍说，她带着米、面去看望古雨一家，发现他们已在为一日三餐发愁。“他父亲当时已经卧床，说了好几次，让我们照顾她（古雨）。确实太可惜了，一个大学生。”

　　古雨说，从2003年开始，她没有再吸毒。

　　在接受社区的帮教时，30多岁的古雨遇到了她的爱情。

　　穆新月，一名小她两岁，吸毒史更长的男子，脸色比古雨更暗，双腿因吸毒患上了脉管炎，下肢已布满黑斑。

　　他曾是一名铁路工人，1988年，被单位临时抽调，在铁路系统内查处易燃、易爆品，以及毒品。期间，穆新月曾查获一批毒品，私藏起来没有上交。之后，穆新月便开始吸毒，无法自控，曾三次到戒毒所戒毒，都没戒掉，工作也丢了。

　　后来，古雨和穆新月所在的社区，帮他们戒毒康复和申请低保。享受低保的条件是：他们须定期进行尿检，检查不再吸毒方可继续领取低保。

　　据张寿萍统计，得月桥社区登记吸毒人员有100多人，在享受低保的30多人中，有六七个人坚持不住，再度复吸。“古雨能坚持戒毒近10年，不容易。”

　　帮教别人戒毒

　　2006年7月，古雨和穆新月注册结婚。

　　婚后，穆新月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是，家人担心，两人的吸毒史会不会给孩子遗传毒瘾。

　　“我们是想找一个新的生活目标。”穆新月说，到医院检查后，确认两人的身体状况可以要孩子。怀孕5个月后，古雨还犹豫，“将来拿什么养孩子。”

　　古雨说，她和穆新月都曾找过几份工作，不过，公司一旦知道他们有吸毒史，即便已戒毒多年，但还是很快会被辞退。

　　2007年3月，古雨、穆新月和新出生的儿子，住进了刚审批的廉租房。让他们高兴的是，目前，没有发现儿子有什么身体状况。

　　2009年4月，古雨成为一名社区帮教，帮助社区40多名吸毒人员康复。她经常入户与这些吸毒人员交流，讲自己的故事，告诫别人不要碰毒品。

　　现在，得月桥社区组织戒毒活动，社区主任张寿萍都会交给古雨。张寿萍说，她能策划、能组织，还能写稿子、做主持，很多社区的吸毒人员并没什么学历，古雨是最高学历者之一。

　　如今，古雨的帮教工作已期满，每天除了做饭、洗衣服，接送孩子上下学，就是刷“清洁纸”挣钱养家。

　　和穆新月一样，古雨和她吸毒的朋友们逐渐断掉了联系。在他们看来，只有和这些人断掉联系，才能真正脱离原来的环境。

　　古雨从未参加过大学同学聚会。每次接到邀请，她会问，是AA制还是轮流请客？得知是轮流请客，她都会借故推托。

　　回忆起十几年前的自己，古雨“啧啧”感叹。她说，如果不吸毒，她可能还会留在财政局。“早就是中层了。”古雨低头吸了一口纸烟。

　　（应采访对象要求，古雨、穆新月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云南报道